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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說成好故事：在實務上踏實，在想法上跳躍，ESG、SDGs必備

為了解決一段有意義的旅行作文的問題，作者盧建彰KurtLu 這樣論述：

最有溫度的ESG倡議者Kurt Lu 說好的永續故事 用創意，讓那些善意，更有力 　　「用好故事告訴別人你做的好事」有其必要，那會讓更多人願意共襄盛舉；而寫這麼一本書，也是作者十年如一日的身體力行。」──龔大中│台灣奧美集團創意長 　　試著參與世界，世界才認同你的存在。 　　要賺錢，還要賺到比錢更大的東西。 　　像運動一樣，努力讓ESG的傳播形成有意識又能內化的行為。 　　你可以在企業既有路徑上深化，進一步分享你的ESG。 　　思考當代人最迫切的問題，試著用企業資源提供解方。 　　用創意，在你以為最荒蕪的地方，開出最盛放的花朵。 　　一次前進一步就好，努力眼前，但是看著未來。 　　你

把ESG做好，我來把故事說好，讓好事影響力倍增。 　　──Kurt Lu 　　超愛說故事的鬼才導演盧建彰，以獨特的導演觀點，帶著社會關懷拍攝企業、社會團體、藝術家永續經營的祕訣，把這些優質團體秉持的ESG理念、如何實踐，以及ESG帶來的效益化為故事，期待有更多人這樣思考，為未來帶來正向改變。 　　☆收錄優質ESG好故事 　　綠藤生機、光寶、Google、AZ、台達電、優席夫、洲南鹽場、各大獨立書店 　　ESG心法 　　→關心世界的變化，關心世界遇見的問題。 　　→要認真賺錢，還要努力讓環境和人類彼此更好。 　　→在社會議題裡尋找企業角色，投身其中，負起企業責任。 　　→將資源分配給需要的

人，從而創造商機，你就是你生意的貴人。 　　→好好分享你這企業投入人類永續發展的故事，這才有賣點。 　　→持續做你心中的something，你就有機會成為somebody。 　　→盯著問題看，不要別過頭，問題就會變小。 　　→對環境有足夠敬意，你就可以找到對環境衝擊小的對策。 　　→除了自己努力的目標，也思考如何促成別人投入的好事。 　　→完全的投入，世界給你的回饋，也會毫無保留。 激賞推薦 　　平路│作家 　　四分衛阿山│音樂人 　　何榮幸│《報導者》創辦人兼執行長 　　呂冠緯│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 　　宋明峰│光寶科技永續長 　　林生祥│音樂創作者 　　柯一正│導演 　　胡

慧玲│作家 　　郭珊珊│台達電子品牌長／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 　　楊力州│紀錄片導演 　　葉丙成│台大教授 　　劉安婷│為台灣而教創辦人暨董事長 　　鄧惠文│精神科醫師 　　鄭涵睿│綠藤生機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龔大中│台灣奧美集團創意長 各界好評 　　這是一本有溫度的生命之書。當CSR、ESG、SDGs這些名詞成為顯學，很多企業只是趕流行加入「作文比賽」。盧導則早在多年前，就從陪伴罹病父母等生命經驗出發，在企業思維中注入社會關懷與公益取向。如今盧導已成為最有溫度的ESG倡議者，期待本書中充滿人性的好故事，能為台灣社會帶來更多正向改變。（本書引介的各地獨立書店也值得更多支持）──何

榮幸│《報導者》創辦人兼執行長 　　一直很喜歡 Kurt 的文字，是一種不說教的用故事講道理。這一次的道理是在講ESG，這是當代非常重要的題目。而由於Kurt見多識廣，加上實際參與過許多ESG案例的溝通，因此很能抓住比一般人更有感的敘事方式。所有在NPO與企業ESG工作的夥伴，都一定要來讀這本書──呂冠緯│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 　　對很多人而言，ESG是企業的枷鎖，是企業得要額外花力氣去應付的麻煩，甚至是企業的遮羞布。然而當你對它有更多了解，你會發現它其實是當代企業要能感動人心、創造價值的重要關鍵。跟盧導書中的諸多案例故事學習，希望你也能更懂ESG的好。──葉丙成│台大教授

　　讀本書時，我腦中一直想起賈伯斯說：「這世上最有影響力的人就是說故事的人。他會為下個世代定義願景、價值與行動。」Kurt透過與優質、有高度的企業合作經驗，拆解說故事的力量其來何自。重點不在於如何說，而是說什麼──回歸信仰，由心深處找到那份純粹。我有幸認識Kurt多年，深知他不只如此寫，更如此活，本書就是讓好故事發揮影響力的最佳示範。誠心推薦給希望留給孩子更好的世界的大人。──劉安婷│為台灣而教創辦人暨董事長 　　這本書把我重新帶回二○二○年綠藤慶祝十週年前夕，第一次見到Kurt時的場景與感動。他告訴我們：「社會關心你這品牌，是因為你這品牌關心社會。」「人們要的是故事，而不是廣告。」這些觀念

從此改變了我們看待傳播的方式，也很開心能透過這本書讓更多人認識。管理大師杜拉克曾說，企業有兩個基本功能：創新與行銷。在這個ESG愈來愈受重視的時代，Kurt 則定義：把ESG做好，把故事講好。除此之外，都是在混。我想說，我們一起，不要混。──鄭涵睿│綠藤生機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ESG有多夯？看看多少企業和人在蹭就知道。關於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不是空口說說就好，重點是你實打實做了什麼。我所認識的 Kurt，在我還沒聽過ESG這東西時，早已投入並幫助品牌開始動手做了。書中故事都是這些年見面時，他眼睛發光跟我聊他在做的事。「用好故事告訴別人你做的好事」有其必要，那會讓更多人願意共襄盛舉；

而寫這麼一本書，也是作者十年如一日的身體力行。──龔大中│台灣奧美集團創意長  

一段有意義的旅行作文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安寧護理人員失落經驗與自由書寫失落經驗之探討

為了解決一段有意義的旅行作文的問題，作者余欣蓮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安寧護理人員的失落經驗與自由書寫失落的經驗，採質性取向的半結構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以人脈招募三位安寧護理人員分享其臨終照護的失落經驗，而後進行至少一週三次每次二十分鐘的自由書寫，最多持續三週。最後針對自由書寫經驗進行深度訪談，而資料分析採詮釋現象學分析法。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安寧護理人員的失落經驗（一）從護病關係角度來看：失落可能發生在安寧護理人員對病患或家屬有瞭解的興趣與意願、認為彼此有某種聯結而又有機會相處一段時間的情況下，使其會關切與在意病患生命最後的動向與結局，遂在病患要離開人世時感到失落。（二）從專業角色與任務角度來看：在善終任務執行的過程中發生不利於善

終的狀況，包括：1.專業能力與經驗不足：未能留意與敏覺病況、不知如何提供協助或超出生命經驗的問題而不知如何回應。2.受病患特性與臨終情境而生的六種失落情形：對病患無可避免死亡的心理準備、病患所餘時間有限且無機會重來、對病患疼痛毫無辦法、有不能確定或難以掌控的事件、未能得知病患需求而無法依其意願進行照護。3.當醫療觀點和病患家屬、醫療團隊不一致時的衝突，包括對垂死生命進行急救或不能投藥舒緩病患疼痛以及提供的建議不被採納。4.無法協助病患完成遺願。　　二、失落經驗對安寧護理人員的影響（一）經驗所獲得的學習與體會共有四項：勇於談論死亡議題，肯定臨終陪伴的重要；體會生命的凋亡與無常，病患如生命導師；豐

富生命經驗與增進照護能力；把負向的經驗轉化為正向的力量。（二）照護病患的行為變化係有兩項：對照護更細心與盡力、避免遺憾，以及瞭解個人限制，盡力而為要視情況與能力而定。（三）負向影響有三項：專業表現不佳、心理有負擔與壓力及生活品質有負面影響。　　三、安寧護理人員處理失落的方法（一）失落感受與表現和專業、文化有關，研究參與者年資越長，表現失落越少。（二）失落處理方式如下：1.情緒當下，採隔絕情緒、轉移注意力的方式；若有失落預期：事先調適、把握時間做事；2.失落發生時，從專業同儕、親友、病患與家屬以及對宗教信仰等獲得支持與協助，或從專業訓練、討論與療癒課程，增進專業知能與信心；及選擇放鬆身心、沉澱思

緒的活動緩解心情，使其有繼續投入工作的動力。　　四、安寧護理人員自由書寫及自由書寫失落的經驗（一）自由書寫短時間可上手，且書寫過程的自發反應是真實回饋；而書寫的困難經練習與有意識的放鬆控制可獲解決。書寫結束後，可從字跡、用詞再次獲得領會。（二）自由書寫失落的經驗，有以下六項：1.可吐露與宣洩未曾表達或來不及訴說的心語與情感，使心情獲得抒解且較能放下牽掛；2.可貼近真實心念，暫時卸下專業角色的認知與責任，較能專注地體會情感，和失落坦然相見；3.書寫反映現況與過去在意之事，內容隨其心念跨越時空，主題亦會轉折、離題或穿叉，有時形成對照，有時為鋪陳或說明，可用不同角度與觀點瞭解同件事情；4.書寫使人重

新經驗，正視失落造成的影響，進而處理與轉化失落；5.協助整理與整合存有資訊，促其釐清問題，進而從困境中抽離；6.書寫有助於紀錄與整理經驗，使其正視失落處理的進度，且在重構與聯結經驗過程中，獲得有意義的詮釋或不同的體悟。

瘋狂亞當(瘋狂亞當三部曲III)

為了解決一段有意義的旅行作文的問題，作者MargaretAtwood 這樣論述：

「亞當為活著的動物命名，瘋狂亞當則替死亡的動物命名。你想玩嗎？」 有趣得不可思議，所有小說的優點都在這本書中。──《華盛頓郵報》 當代文學女王、《使女的故事》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 耗時十年，巔峰時期代表作！ 《使女的故事》製作公司 Hulu 即將改編電視影集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最受注目好書 　　★2013年美國好讀網 Goodreads 讀者票選年度最佳科幻小說 　　★2014年《衛報》、《環球郵報》、《基督科學箴言報》、NPR 年度好書 　　★2015年國際 IMPAC 都柏林文學獎決選入圍 　　在近未來的世界，文明極度發展，世界被一些彼此競爭的高科技生物公司所控制

，它們開發各種免疫和抗病毒藥物，在動物身上進行基因嫁接試驗，以培育供人類移植用的器官，甚至蓄意研發病毒，然後再提供藥品以牟取暴利。 　　在網路色情和電腦遊戲中長大的「克雷科」，是一個危險的天才，大學畢業後在一家大公司主持一個研發長生不老藥物的項目，也許是出於對人類墮落的絕望，克雷科在藥物中暗藏了一種病毒，當克雷科所設計的病毒大爆發如洪水來襲後，幾乎毀掉地球上所有的人類，一處處廢墟重新為植物覆蓋，新種生物恣意橫行。人類在騷亂中走向毀滅，只留下克雷科兒時的朋友「雪人」，在世界的廢墟上孤獨地生活著。 　　故事在第一部《劍羚與秧雞》畫下尾聲，到了第二部《洪水之年》轉至完全不同的視角，原來人類並未完

全毀滅，除了「雪人」之外，倖存的人類還有「上帝之園丁會」的成員。前兩部故事以不同的人物視角，描寫同一段時間發生的事件，第三部《瘋狂亞當》又另起爐灶，以另一個角度來回顧整場毀滅的始末，並述說末日之後發生的事件。小說中透過園丁會重要成員澤伯的回憶，讀者再度看見整場毀滅的另一片拼圖。 　　桃碧、芮恩在一場搏鬥中救了重傷的「雪人」吉米，他們與克雷科人一起來到遺跡公園裡的泥草屋，等待去搜尋其他倖存的人類回來。克雷科人不明白發生什麼事情，興致勃勃地要求桃碧告訴他們所有的事情。所以，桃碧開始述說亞當與澤伯的故事，還有創造他們的克雷科的故事。但是為了生存，他們必須回到一切開始之處──天塘計畫圓頂屋，也因此與

器官豬結盟，展開孤注一擲的最後冒險。 　　在這令人驚嘆的三部曲小說中，愛特伍再次將我們帶入了一個既熟悉又超出我們想像的近未來世界。愛特伍以她一貫犀利敏銳的筆觸、豐富多元的敘事策略，呈現了一個令人震撼的荒誕世界，反思人類對自然的破壞，更深入挖掘了兩性、自然與文化之間的衝突，以及一個秩序崩壞的世界中人類的生存危機。這三部曲以瘟疫和基因工程塑造的黑暗未來為背景，將我們從世界的盡頭，帶至一個勇敢的新起點。 　　◎反烏托邦的預言家，當代文學活生生的傳奇 　　近幾年由於《使女的故事》影集熱播，瑪格麗特．愛特伍的反烏托邦預言式小說，再次獲得世人的關注，由於川普當選後的效應，掀起了有史以來最熱烈的反應與迴

響。愛特伍筆下的世界常常在多年後實現，人們因此更擔心她小說中的反烏托邦世界成為現實。《瘋狂亞當三部曲》小說中全球瘟疫後的末日世界，再次提醒人類科技之中潛藏的危險，《週日郵報》評論說：「《瘋狂亞當三部曲》，證實了愛特伍在全球浩劫預言家中的首席地位。」 　　愛特伍雖然已經年過八十，但熱愛嘗試新事物，創作文類範圍廣泛，從科幻小說到推理小說，甚至連簡短的「推特小說」都難不倒她，經常利用推特與書迷互動、討論文學、針對議題發表看法，也曾經上「美國版批踢踢」Reddit 論壇聊天，即時回答讀者問題。她甚至還跨入圖像小說領域，創造出超級英雄角色。 　　蘇格蘭藝術家凱蒂．派特森（Katie Paterson

）在2014年發起「未來圖書館計畫」，每年向一位文學家邀書，但書稿會封存在挪威的奧斯陸圖書館，直到一百年後才出版。為了確保屆時仍有充足的木料印製這些作品，該計畫在奧斯陸種下一千株雲杉樹幼苗，成為一百年後最佳印刷原料。由於愛特伍作品的特性，她成為第一位受邀的作者，交出了一部名為《草寫月》（Scribbler Moon）的作品，將由奧斯陸圖書館封存一世紀，預計2114年出版。在那之前，沒有人能閱讀這部小說，也沒有人知道那是一部百年後的預言，或是關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記憶與見證。 　　愛特伍從1961年出版第一部作品以來，筆耕不輟，至今已發表六十多部作品，並囊括全球各大文學獎項，包括兩次布克獎、亞瑟．

克拉克獎、星雲獎、加拿大總督獎、卡夫卡獎、阿斯圖里亞斯女親王獎以及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等等，近年則是最熱門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堪稱當代文學女王。 　　◎《瘋狂亞當三部曲》是科幻小說嗎？ 　　雖然本套小說在科幻小說界的文學成就極高，但愛特伍並不認為她的小說能夠歸類為傳統科幻小說，而是屬於「推想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她在作者序中說：「……和《使女的故事》一樣，繼承了歐威爾《1984》的風格，而非如H·G·威爾斯筆下的傳統科幻小說如《世界大戰》。故事中沒有星際旅行，沒有瞬間移動，也沒有火星人。也如同《使女的故事》，它所創造的一切，皆是我們已經發明或正在發明的東西。每一

部小說都是以『如果』起頭，接著闡述它的原則。《劍羚與秧雞》的『如果』很簡單：『如果我們繼續走我們正在走的路，那會怎麼樣？』斜坡有多滑？我們的得救之道是什麼？誰有意志來阻止我們？我們是否能夠靠著生物工程逃脫我們似乎已經啟動的大災難？」 　　推想小說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的文學作品，但在1947年，科幻小說家海萊因才首次使用「推想小說」一詞。在二十世紀末，該術語在很大程度上只與科幻小說流派相關，因為科幻小說是一種廣泛帶有推想元素的小說類別。海萊因說：「推想小說關注的不是科學或技術，而是人類對科學或技術造成的新情況的反應，推想小說強調的是人類而不是技術問題。」 　　愛特伍將推想小說定義為涉及社會中尚

未出現，但具有潛在可能的事件的文學。一般來說推想小說雖然有非現實事物，但在故事內仍追求邏輯合理性，總是帶有「如果……會怎樣？」的假設，是對當前社會的假設性改變和推演。有些作家認為各種更專門的分類要求太多，例如科幻作品追求科學合理性、奇幻總是要有魔法和想像生物，這影響了創作自由，因此他們偏好「推想小說」這個分類。 共同推薦 　　馮品佳｜交通大學外文系終身講座教授、醫療人文跨領域研究中心主任 　　伍軒宏｜文學評論者、作家 　　李屏瑤｜作家 　　紀大偉｜作家、學者 　　郭強生｜作家、學者 　　陳栢青｜作家 　　駱以軍｜作家 媒體評論 　　名家好評 　　欣賞瑪格麗特．愛特伍作品的道路無限寬廣…

…各種力量、各種慈愛、各種多元。每當想到她的作品，又想到她寫作上的天分與成就，我就有點喘不過氣來。──艾莉絲．孟若（加拿大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瑪格麗特．愛特伍是安靜版的異國舞者瑪塔．哈里，神祕而暴戾的姿態……她就像把自己釘在這過度乾淨而和諧的世界面前的縱火犯。──麥可．翁達傑（加拿大小說家、詩人，布克獎得主） 　　愛特伍是詩人，在她快速、明確又充滿貪婪渴望的篇章中，很少有一個句子是沒有作用的。──約翰．厄普代克（美國小說家、詩人，普利茲文學獎得主） 　　愛特伍是當今世上最重要的英語系作家。──潔玫．葛瑞爾（Germaine Greer，澳洲學者、作家） 　　媒體讚譽 　　愛

特伍為書店帶來更多驚喜，她的視野明晰中帶著警覺，而這令人忘返的三部曲之最終章帶給我們的，不是人類終將失敗的絕望感，而是對我們那幾乎未開發之潛能所抱持的驚嘆。──《出版人週刊》 　　愛特伍再次進化，從她筆下活靈活現的角色到緊張激昂劇情──戰鬥、監視、網路駭客、謀殺、以及性慾的張力。最有共鳴的就是愛特伍創造了一個生動的世界……這是一系列別出心裁、睿智機警的三部曲，最後光芒萬丈的大結局，關於人的狂妄、堅忍、愛，以及生命的崇高與頑強。──《書單》 　　用本世代恐懼燃起的火……奇蹟似地在幽默、暴力、美之間找到平衡。──《紐約時報書評》 　　瑪格麗特．愛特伍是一位超群而動人的說故事高手……《瘋狂亞當

》有趣得不可思議，所有小說的優點都在這本書中。──《華盛頓郵報》 　　三部曲中造詣最深的一冊……一場冒險故事、一次哲學式的冥想，預想著關於人類文明未來的屠殺與創造。──《經濟學人》 　　瑪格麗特．愛特伍也具有好作家的輕盈腳步，她能在筆下角色之間自由舞蹈……很動人，也很有趣……《瘋狂亞當》是一項卓越的成就。──《週日獨立報》 　　一次難以忘懷、毫無保留的勝利……冷面笑匠的機智、知識分子的憤怒、以及感官的臨場感……愛特伍小說的註冊商標──從小說中浩劫前的篇章就已經充滿旺盛的創造力。──《週日泰晤士報》 　　作者在最後一部展現出她特有的酷勁、學識淵博的嘲諷，但也有末世生活的真實投入。愛特伍的

創作令人懷念起莎士比亞的晚期喜劇，她的機智與黑色幽默混合著對人類掙扎的慈悲溫柔……既然世上所有一切都已被破壞或者已經壞掉，本小說的形式運用精彩，就像萬花筒裡滾動的玻璃珠、或是複雜電腦遊戲中的畫素，就像直接從那片混沌中複製而來一樣。然而，在那顯而易見的混亂之後，愛特伍這位魔術師始終掌握著全局，用她的敘事技巧變出各種後現代式的歡樂音符。──《獨立報》 　　這本小說會唱歌……密切地關注細節、語言、人們心中所想的一切：愛、失去、日子必須繼續的必須，無論發生甚麼。──《邁阿密先鋒報》 　　有一點趣味、甚至是可愛，但這樣黑暗絕望地看著我們的未來──一個被摧殘殆盡的世界，起因是我們身邊正在發生的潮流與趨

勢，用想像力、創造力、智慧以及歡樂的天賦，緊密地包裹在一起，也許未來還是有點希望的。──《明尼亞波利斯星論壇報》 　　很少有作家能夠創造這樣的一個世界，如此兇狠地迷人，如此有趣，如此豐富──很諷刺地──充滿生命力。《瘋狂亞當》是神話與故事無盡力量的終極凱歌，而正如同所有最敏銳的未來主義視角，這個故事講得完全是此時此刻。──Hephzibah Anderson《每日郵報》 　　如果今年夏天你想完全投入逃避主義，瑪格麗特．愛特伍的粉絲，《瘋狂亞當》不會讓你失望。──《Woman Way》雜誌 　　在愛特伍的筆下，世界大多是蒼涼而恐怖的，但她用幽默感平衡場面……《瘋狂亞當》令人印象深刻，因為它

在虛構情境中搬演了從口述到筆記歷史的轉變──在一個以神話與偽神組成的世界裡……《瘋狂亞當》是一名長期雕琢功力的顛覆分子作家的野性之作。──《TLS》 　　花了十年才誕生的作品，但等待是值得的……瑪格麗特．愛特伍近來的小說，不但成就了近未來反烏托邦中最慘烈的預言，也將我們引誘進入全新的存在主義恐怖中。──John Burnside《紐約時報》 　　愛特伍的《瘋狂亞當》科幻三部曲最終回證實了她在全球浩劫預言家中的首席地位……非常令人興奮的作品……這本書巧妙地激發了一場末世文明，針對科學以及宗教的本質，提出令人深思的問題。──Anthony Gardner《週日郵報》 　　絕妙地為近未來人類浩

劫寓言三部曲畫下句點。──Adam Roberts《衛報》年度好書

現代性與情色烏托邦：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研究

為了解決一段有意義的旅行作文的問題，作者呂文翠 這樣論述：

現代性與情色烏托邦：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研究 呂文翠撰 論文摘要 出版於甲午之戰前夕的《海上花列傳》，一直因為處於新／舊邊界交接點的獨特歷史語境，使它在文學史／文化史上成為「雙重失落的一環」（既不完全隸屬「舊」小說、也算不上「新」小說）之命運。筆者試圖透過這部小說面世一百二十年以來在文化史上激盪出的現象，反省幾個世代以來曲折映現的都市、媒介、性別與文類體裁等等文化課題：一方面揭露因「議題性」或「政治正確策略」的必要，長期以來遭受忽視或被遮蔽的文化課題，另一方面企圖還原及勾勒出被湮沒的晚清「海派都市文學」的精神風貌，進一步凸顯它在晚清

文壇上表徵的「現代性先聲」之重要意義。 一、游移「邊緣」與趨進「中心」－－小說史與政治史的近代消長： 相較於甲午戰後，學界對於甲午戰前晚清小說的研究，一直興趣缺缺。因為不管從政治局勢的劇烈變動或文學風氣的大幅轉折來看，這場改變中國近代史發展的戰爭（1894-1895年），都是一個極具關鍵性的轉捩點。 巧的是，就在甲午之戰前夕，亦即1894年孟春，《海上花列傳》全本六十四回成書出版後不久，作者韓邦慶也結束他三十九歲的生命歷程。這一年，朝鮮與日本、清廷三方之間的齟齬日漸白熱化，幾個月後，中日之戰正式爆發，由李鴻章一手培育，號稱「東亞第一大

艦隊」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終結了李系人馬獨霸政壇的局面。就像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指出的： 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後始也（〈康有為嚮用始末〉，頁一） 。 這場改變歷史的戰役，凸顯出中國經過二十年「洋務運動」得以躋身「現代化」國家的大夢，竟顯得如此荒謬突梯。知識份子的痛切反省造成文學風氣的急速移轉，「小說」迅速躋身文學舞台的前沿。也因此，在小說中「辭氣浮露、筆無藏鋒」（魯迅1990a：349）地呈現對於政治議題的批判譴責，甚至暴露社會黑幕、挖掘名流軼聞，雖然不見得取得了高度的正當性，卻也附驥在「有用之學」的功利訴求中被無限

上綱。 擺脫了邊緣的「小道」地位，以及創作風氣的轉移，直接地影響了小說作品的閱讀市場。同樣是以申江妓女作題材，比《海上花列傳》稍晚出現的兩部小說－－《海上繁華夢》（1898）與《九尾龜》（1904）－－雖然在1920年代分別被胡適與魯迅視為「嫖妓指南」與「溢惡」期的狹邪小說代表作，文學價值不高，但它們在上海的報刊連載時 廣受讀者歡迎，集結成書後銷路更佳，一版再版，卻是不爭的事實。同樣也以上海妓女為主角的晚清四大譴責小說 之一《孽海花》（1907年出版），一向被視為深刻諷刺晚清政壇與社會百態的歷史小說或影射小說，亦贏得讀者的巨大迴響，不僅一舉將曾樸推為晚清長篇小說的巨擘，小說

中出身滬地的名妓賽金花更儼然化身「改變國家命運的女英雄」（王德威1993：128）。 從大眾媒體的角度來看，更可以看出甲午戰爭（1894）、戊戌政變（1898）、庚子事變（1900）等一連串影響直接威脅清廷國家主權的政治事件如何左右了近／現代小說文類的發展。中日戰爭清廷慘敗，國體危亡的憂患意識催化了民族主義的高漲情緒，戊戌變法（1898年）就具現了這股思潮背後的巨大驅力，變法雖然失敗，卻將康、梁等維新派志士推上政治舞臺，也一併將「新小說」推上文學舞臺，小說負擔的教化功能與啟迪民智色彩， 已使它進駐到「改良群治」口號的前臺。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梁啟超亮出的「小說界革命」招牌

非但和戊戌政變的政治改革旗號相輔相成，也使上述那些與「大眾媒體」（報章或期刊）結合的小說更加炙手可熱。1898年嚴復將赫胥黎《天演論》譯出，進一步激起文化思想層面的反省改革思潮。翻譯自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 不僅與「政治小說」同列，更擄獲了晚清開明知識份子的目光，風行一時。 相較之下，刊載《海上花列傳》的文學期刊《海上奇書》－－也是韓邦慶個人創辦發行、專載小說的雜誌－－雖然整整比梁啟超《新小說》（1902）雜誌早了十年，卻是寂寞的先行者，僅僅博得一個「近代專載小說的文學雜誌之先河」 的美名，《海上奇書》相關的研究不僅付之闕如，連資料的錯謬也以訛傳訛。

《海上奇書》雜誌中「最奇之一種」 的《海上花列傳》，同樣是風月情事，卻沒有七年（1899年）後出現的翻譯小說《茶花女遺事》「斷盡支那蕩子腸」 以及引領民初鴛鴦蝴蝶派小說學步的群眾魅力。相較於與學界為數甚夥且不斷翻陳出新的「新小說」時期文學雜誌之研究成績，兩者在學界所受的待遇如同冰炭之別。 因此，雖說「晚清」被認為是小說地位「從邊緣走向中心」的時代轉折點，但精確地說，文學觀念的轉捩點卻應以1894-1895年為定位、界分的時間座標。 那麼，明顯地，中日一役後大聲疾呼的改革聲浪一波比一波更洶湧地排山倒海而來，不僅成就了「感時憂國」為主流的文學口味，也

一併抹銷忽視甲午「戰前」文人／知識分子面對國是與政局的從容持平的態度，連帶地，甲午戰前的小說作品，一貫被認為是隸屬於舊文學典範之下，更因為不夠「嚴肅」，而備受學界之冷遇。 這個現象說明了甲午戰爭後創作/閱讀小說心態的巨大轉變，「新小說」家提倡的小說教化論背後遵循的啟蒙進化觀，也同時讓戰前出版的《海上花列傳》，陷入無法定位的尷尬處境。 上面的分析，都說明了《海上花列傳》處於新／舊邊界交接點的獨特地位，正因為如此，它在文學史／文化史上成為「雙重失落的一環」（既不完全隸屬「舊」小說、也算不上「新」小說）之命運，但這個現象，卻也反過來凸顯「新小說」以降的小說批評

充滿了「詮釋潔癖」」與「正典化」認定的迷思與盲域。 二、文學史／文化史上的《海上花列傳》： 在「新小說」時期，《海上花列傳》一度受到矚目，且激起不小的漣漪，如別士曾在〈小說原理〉一文中提到五種寫作小說的法則就以《海上花》為例： 蓋作小說有五難。一，寫小人易，寫君子難。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為推，人多中才，仰而測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行，俯而察之以燭小人，未有不見小人之肺腑也。試觀三國志演義，竭力寫一關羽，乃適成一驕矜滅烈之人。又欲竭力寫一諸葛亮，乃適成一刻薄輕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寫一虞博士，乃適成一迂闊枯寂之人。而各書之寫小

人，無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難寫，小人易寫之徵也。是以作金瓶梅、紅樓夢與海上花之前三十回者，皆立意不寫君子（《繡像小說》第三號，1903年）。 彼時方當梁啟超以「新小說」雜誌為中心，鼓動起「小說界革命」的風潮，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整理評論前人小說。在夏眼中，《海上花列傳》的寫作技巧與《三國演義》、《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名著不分軒輊；這篇文章也可以說是《海上花列傳》刊行整整十年後，首次受到文化界較嚴肅的評論。文章接著寫道： 二，寫小事易，寫大事難。小事如吃酒旅行姦盜之類，大事如廢立打仗之類，大抵吾人於小事之經歷多而於大事之經歷少。金瓶梅、紅樓夢

均不寫大事（出處同上）。 這段話中的「吃酒」一詞已點出專述妓家的《海上花列傳》亦與《金瓶梅》、《紅樓夢》同屬「寫小事」的章回小說之列。 五，敘實事易，敘議論難。以大段議論羼入敘述之中最為討厭。讀正史紀傳者，無不知之矣。若以此習加之小說，尤為不宜。有時不得不作，則必設法將議論之痕跡剪去始可。如水滸吳用說三阮撞籌，海上花黃二姐說羅子富，均有大段議論者。然三阮傳中必時時插入吃酒烹魚撐船等事，黃二姐傳中，必時時插入點煙燈、吃水煙、叫管家等事，其法是將實景點入，則議論均成畫意矣。不然，刺刺不休，竟成一經世文編，面目豈不令人噴飯（出處同上）？ 這

裡舉出《海上花列傳》第七回中黃二姐勸說羅子富的一段文字來作為議論痕跡成功融入小說中的例證，點出《水滸傳》和《海上花列傳》的作者深知「紀傳」體小說的寫作法門，間接地推崇兩位小說家的高度成就。 夏曾佑的長文很快地有了迴響，同年（1903年）《新小說》第七號中，梁啟超署名「飲冰」刊出一篇集眾位學者縱論小說心得的〈小說叢話〉，蛻庵也提到： 小說之妙，在取尋常社會上習聞習見，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寫之，而挑逗默化之故。必讀者入其境界愈深，然後其受感刺也愈劇。未到上海者，而與之讀海上花，未到北京者而與之讀品花寶鑑。 以《品花寶鑑》的「京味」與《海

上花列傳》濃濃的「海派」色彩為例，側面說明了《海上花列傳》出現後的十年間，它為上海城「寫照傳神」的功力已受到肯定。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小說界革命」時期，這部小說的市井性格以及承繼晚明「世情」說部的深厚淵源，學界漸成有共識，《海上花列傳》描摹人情世態的成就也堪與眾多說部經典相提並論。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看出這些評論者的主要目的卻是「提倡」小說創作／閱讀風氣：他們都在向讀者宣稱，閱讀這些經典小說足以達到默化感刺讀者大眾的效用。換言之，這些論述大抵不脫傳統「文以載道」的思維，所不同的是，「小說」從原先所處的邊陲地位，驀然被劃入重要範疇，且迅速位居核心。

光緒末、宣統初年（1910年代），上海出現了大批暴露醜聞秘辛的「黑幕小說」，影響所及，也有人開始記起《海上花列傳》是最早揭露上海名流事蹟 的近代小說，並將它與曾樸《孽海花》的影射手法相提並論， 皆為將「真事隱去」，保留豐富掌故、軼聞（醜聞）的「歷史小說」。 到了1920年代，正當五四運動激起的「新文化運動」達到高潮，也促成了一波「重訪經典」的小說批評熱，關於《海上花列傳》最具代表性且影響深遠的幾則評論，幾乎盡數在此時出現。首先，魯迅於1920年代中葉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清之狹邪小說〉一文，正式將該書定位為繼承晚清「狹邪小說」一脈、並畫下圓滿句點的代表作。此文一出，《

海上花列傳》從此與《品花寶鑑》、《花月痕》、《青樓夢》等作品成為同譜同宗，相關的批評更幾乎一無例外以此說為基準， 堪稱為該小說的「接受史」上影響力最為深遠的評價之一。 只是，我們若回到《海上花列傳》出版時的文化語境來觀察，就會輕易地發現，《海上花列傳》雖然以妓女為題材、主旨言情，卻從未被視為和《品花寶鑑》以降的三部言情狹邪小說一貫宗脈； 第一代「洋場才子」王韜（1828-1897）倒是曾舉出（比韓邦慶年齡稍長）鄒弢（1850-1931）所著妓女小說《海上塵天影》，讚譽它繼承了《品花寶鑑》、《花月痕》等書的優點。 這說明了「當時」的讀者與「後來」的文學批評家從大不相同的視野為

出發點進行詮釋，此中雖無是非之分，但「後見之明」卻往往遮蓋或甚至取代了這些「同時代的讀者回應」。 魯迅的說法即是最鮮明的例證。如他肯定作者「記載如實，絕少誇張」（1990a：327）的寫實功力，一向批語嚴峻的他，給了《海上花列傳》「平淡而近自然」（同上：330）評價，此語堪稱為《海上花列傳》的文學史地位「定調」「定位」之言。仔細看來，魯迅的評論與「新小說」時期最大的相異之處，乃是他直接將該小說置於暗含貶意、且不乏幾分頹廢意味的「狹邪小說」一脈，並從創作心態著眼，將此文類上推唐人「冶遊」筆記書的淵源。換言之，小說的「載道」需求在魯迅看來其實大可不必，既然它來自於冶遊書的傳統，

能夠讓「《紅樓夢》在狹邪小說之澤，至此而斬」（同上：326），已屬難得之成就。 同時期的文壇祭酒，也是鼓吹白話文運動的胡適與劉復，卻與魯迅採取的態度相當不同。他們不僅合力將這部小說推入經典文學的殿堂，更毫不保留地讚譽它的藝術成就，稱之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但這樣的推薦讚揚，雖然一時四方響應：如孫玉聲、雷王晉 等與韓邦慶相識，也同樣兼具傳統文人與早期報人身份的作家，都宣稱早已識得《海上花列傳》的「絕好筆墨」。 雖然當時出現疑似續書的作品，但實際上並沒有造成後來的新文藝仿效跟進的熱潮， 這使得《海上花列傳》似乎諷刺地成為「空前絕後」的吳語文學巨著，倒是由《海上繁華夢》、《

九尾龜》等小說所代表的「黑幕小說」一脈，以及沿襲《茶花女》言情感傷遺緒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在清末民初的文壇上大行其道。 換言之，版行面世時沒搭上「小說界革命」的熱潮，因此銷路平平，第二次備受矚目卻難免曲高和寡，後繼無人。難怪四○年代上海「孤島文學」的代表者張愛玲，稱這部小說「兩次悄悄地自生自滅之後，有點什麼東西死了」（1983：608）。這樣看來，張愛玲1983年在台灣出版國語註譯本《海上花》，不啻為讓這部小說起死回生的壯舉，經過張氏刪改翻譯，以及她自承「甘冒介入之譏」（2002：259）的批注文字添加後，方言的障礙去除，註譯者的導讀也解決了讀者的時代隔閡，小說儼然有成為「

普及本」之勢。但耐人尋味的是，在國語註譯本〈譯後記〉這篇長跋末尾，張氏卻以一句「看官們三棄『海上花』」作結，彷彿她已預見小說原著在遭註譯本「部分」改頭換面之後，畢竟不能免於淹沒不彰，第三次出現又再次隱沒的命運。 1998年侯孝賢的電影《海上花》造成各界的討論熱潮，似乎破除了張愛玲的咒語，以台灣影壇為核心，動員更有組織、更具滲透力的傳媒霸權，讓小說在二十世紀末風華重現。但誠如張小虹所指出的，學界與電影研究論文甚夥，唯多數偏向以作者論（導演）為中心的（電影）文本分析（2002：255）； 整部影片所有角色雖然均以上海話發音，但從結構上看來，電影《海上花》毋寧與張愛玲的國語註譯本

更為神似。 如此看來，套句張愛玲的話，侯孝賢的電影文本會不會是繼國語本之後，讓百年前的《海上花列傳》小說原著身影一閃，更徹底地與現代讀者錯身而過，漸行漸遠？ 上面關於《海上花列傳》的接受史回顧，並不在討論後來的詮釋者（尤其是張愛玲與侯孝賢）是否返祖溯源，回歸文學血統的純粹性？或者重彈它是一部「寂寞的名著」的老調，檢驗它身上的現代成分究竟多少，以突出《海上花列傳》作為現代小說遙遠的先行者之地位。而在於，藉由這部小說面世一百二十年以來在文化史上激盪出的現象，反省幾個世代以來曲折映現的都市、媒介、性別與文類體裁等等文化課題：一方面揭露因「議題性」或「政治正確策略」的必要，長期以來

遭受忽視或被遮蔽的文化課題，另一方面企圖還原及勾勒出被湮沒的晚清「海派都市文學」的精神風貌，進一步凸顯它在晚清文壇上表徵的「現代性先聲」之重要意義。 三、續接斷代－－小說家的生命史與晚清洋場文化剖面的重構 為了破解歷來關於《海上花列傳》文學批評背後隱藏的成見，以及將視焦從該書誕生的十九世紀末葉和「新小說」時期往上追溯，重新解析晚清小說現代「轉型」的課題，本論文的第一部分，首先就針對甲午戰前的三十年（1860-1890年代）－－同治、光緒時期－－上海洋場「文化圈」進行過歷史語境的重建，凸顯歷來文學史觀過於「泛政治化」 的成見，並據此進一步剖析：清末第一波現

代化思潮的衝擊，既造就上海成為現代化大城，也促使上海的報刊業、出版市場成熟成形，為身處新／舊交接時期的晚清小說家－－洋場才子－－提供文化轉型的契機。 如果近距離爬梳清1840-1890年代的上海史，就會發現，彼時國內外的政治局勢固然不見得風平浪靜：1884年發生了一場對京畿威脅不大的中法戰爭，東北的朝鮮問題亦暗濤洶湧，但整個社會卻還處於自1870年代推行「洋務運動」以來逐漸堆砌而成的「中興」「自強」氛圍。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的表相穩定，使得與報刊結合的通俗小說，遷就的是閱讀市場的口味：報刊上登載的小說接近娛樂消閒的通俗性格與商業導向。大抵而言，「小說」仍屬邊緣性格的「小道」

文學。 雖屬小道，但這個時期的小說創作／閱讀風氣仍與過去案頭書寫、鉛印版行的著書、版行方式有根本的不同。論文的第一章就從四個方向－－鴉片戰爭後上海朝現代大城發展的歷程、洋務運動及與西潮回應對話之社會風貌、李鴻章「海上洋幕」透露出晚清士大夫心態的驛變、報刊文化造就了第一批現代意義的報人和市民文學的崛起－－來呈顯新舊世代轉型的文化議題，也要進一步強調，1860-70年代起跑的洋務運動，以及商業港埠龐大的貿易吞吐量，不僅使上海成為「海東利藪」，更擁有構成大都會雛形的物質條件和文明環境。 從這個時間軸上來看，當我們聚焦1890年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多層面

進行剖析，就會清楚地發現：曾擔任報社撰述的韓邦慶透過《海上花列傳》企圖捕捉的是十九世紀末上海洋場這個競爭激烈且「轉變中」的社會之具體縮影，小說文本內／外的巧妙呼應，更歷歷可見小說家清晰敏銳的當代意識。 站立在重新鋪陳建構文化場域與歷史語境的基礎上，接下來論文的第二章，則正式展開小說家生平、家世淵源的尋繹追蹤。經過方志與史料的勾稽蒐證，我們發現，原來韓邦慶的堂伯父，也是清末著名的算學家與藏書家韓應陛，他曾親手校勘由上海「麥家圈」著名西儒偉烈亞力和算學家李善蘭合譯的《幾何原本》後九卷，並自費刊刻印行，鮮明呈現了海禁開放後積極與泰西之學接軌的江南士大夫心靈側影。從他身上，亦可窺見

日後同樣與上海文化圈關係密切的第二代「洋場才子」韓邦慶身上融匯交錯的中西文化印跡。 另外幾則珍貴資料為，韓邦慶的叔父韓承恩是曾與肆虐東南半壁的太平軍正面交鋒的浙江同知，勤政而清廉的他因為討伐民亂而受到彈劾，中年鬱鬱而終，也象徵威脅清廷中央最大的民亂－－縱橫十數年的太平天國之亂－－對於累積深厚人文資產的江南一地造成的巨大傷害，凸顯出鴉片戰爭後晚清政局內外交煎的局面。相對而言，韓邦慶的父親韓宗文踏上仕途之路時正逢「同治中興」時期（號稱清朝最後一個治世），政局的內憂外患有了暫時的喘息機會，幼年的韓邦慶舊跟隨擔任刑部主事的父親「宦遊京師」，見證了京城帝都從政治與外交上著手進行「自強

運動」的革新氣象。 上面關於韓氏家族中幾個在朝為官的代表人物之描繪，同時也讓韓邦慶作為一個官宦世家子弟的形象更加立體。成年後回到故鄉松江婁縣取得廩生資格、也正式定居上海的韓邦慶，儘管曾兩度參加春闈秋試，卻終其一生未能在舉人考試上金榜題名。也因為如此，家道中落後的韓邦慶開始在成立已有十數年，於滬地已建立口碑的《申報》館擔任撰述（1887-1890年），也為同時代那些出身江南，多數是落第秀才而寄食滬上、充任報社筆政的江南文人， 留下明晰而具體的縮影造像。 從發表在「新聞紙」上的文章來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出，屬於申報文人圈外圍筆政的韓邦慶，雖然與早期報人團體的核

心或邊緣分子一樣，不見得認同自己的報人「職業」，但文章中清楚流露的現代時空感知，仍然揭示出從固守書齋到面對讀者大眾，由傳統士人身分轉化為開始透過媒體砭鍼時事的現代知識分子之過渡特徵。從相關資料看來，雖然1890年秋韓邦慶卸下筆政身分，離開上海赴河南充任下層幕僚，但隔一年的秋天，他以參加北京科試為由辭去幕業，入京參加生平第二次的舉人考試，鎩羽而歸後，再度回到滬上的他，隔不到四個月，就推出個人的小說雜誌《海上奇書》（1892年）。 從生命史與當代的文化剖面入手，可以更細膩地探究韓邦慶發行文學期刊的心路歷程。巧的是，《海上奇書》刊行（1892年）時，正是《申報》創辦二十週年，從報

刊史的發展來看，「申報館」以及專載小說的文學期刊在海上文化圈的出現，都為滬地漸漸成熟成形的市民文化奠定新的里程碑。回到《海上奇書》雜誌本身來看，既展現了作者／編者在「文言」和「白話」小說創作上駕輕就熟的「才子筆墨」，再透過韓邦慶與同代文人的創作來進行比對，更幫助我們重審過去以來的文學史界義與批評成規：誕生於學界所認定新舊文學典範交接「前夕」 的這部「純小說」雜誌，已清楚地披露第二代「洋場才子」在個人獨特性與整體文化語境之間，或同中求異，或拮抗角力的創造活力。 這說明了甲午戰前的上海文藝界雖未曾標舉「求變」或「革新」的旗幟，但傳統「說部」的蛻變非但不能輕忽，此中紛陳歧出，不能

歸於一宗的文化現象，更有助於我們從嶄新的視角省視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線索。 因此，本論文的第二部分，除了針對《海上奇書》中連載的十數篇文言小說（雜誌中的標題為「太仙漫稿」）進行分析之外，最主要則是試圖呈現創作主體在文言和語體小說中皆致力挖掘的女性文化及情色文學的清楚脈絡。論文第三章延續第二章的觀照視野，將《海上花列傳》置於當時的出版環境與文藝圈中進行考察，凸顯它在具有濃厚市民文學色彩的眾多「海派風月書」中的特殊性。經過「共時性」與「歷時性」雙方面的爬梳，我們會輕易地發現，該書在上海文壇的誕生，一方面是象徵了晚明以來情色小說的系譜有了「海派」傳人，另一方面卻弔詭地說明了：風月

小說的言情傳統在此時歷經斷裂與重生。小說中固然仍有「一笠園」的花園仕女情節喬段，但卻因為小說家刻意諧擬並置的手法，徹底顛覆了「才子佳人」小說的敘述格套與美學規範。 換言之，韓邦慶既自覺地繼承明人的豔異美學與才子奇書傳統，《海上花列傳》的「花國／園子」明顯固然套用了才子佳人小說的結構，在文本中構築了一個出塵絕俗的情色烏托邦。但情節進程中的「花園」與「仕女」形象，卻同時具備了雙向逆反元素：一則以純粹化、理想化的方式構築疆界，內化既成文化價值；再則也以充滿拮抗角力的疆界內外的文體、人物形象及情節意涵的對照與折射，揭現回歸文化「原鄉」與情色烏托邦之不可能，進而移轉銷減了晚清文人情色

書寫之影響焦慮。 四、「情色烏托邦」、「上海學」與十九世紀末的「摩登上海」 有了這個從當代文壇的「共相」中尋索「殊相」的過程，我們方能貼近韓邦慶與前人小說美學及文學傳統對話的思維印跡，清楚勾勒創作主體一方面歧出情色小說的系譜，一方面衍異創造出嶄新的形式與內容之強烈企圖。 論文的第三部份，延續了前述兩大部分的解析與論證，正式展開《海上花列傳》作為「海派」第一部城市小說代表作的論述觀點。為了較全面地呈現以「上海人」為本位的都市文學創作視野，筆者將同時代稍晚出現，皆以「海上」為標題的《海上塵天影》（1894年）與《海上繁華夢》（1898年）

兩部小說，與《海上花列傳》進行細緻的比對分析，藉以凸顯韓邦慶作為海派都市文學之先鋒作家的重要地位。 當然，從都市文化的觀點針對上海文學進行詮釋的學術研究，近年來成果斐然，其中又以李歐梵《上海摩登》一書（中文版於2000年出版）最受矚目。李氏此書主要以1930-1945年作為觀察的時間座標，透過小說文本中物質層面與都會文化條件的呈現，重新解釋1930、40年代幾位著名的「現代派」作家與作品（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邵洵美、葉靈鳳與張愛玲）。此書援引參照的理論體系，是近年來最走紅的都市文化論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因此，李歐

梵刻意將班雅明筆下的十九世紀巴黎與二十世紀三、四○年代的上海相互參照，班雅明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如「遊手好閒者」、「花花公子」也陸續成為李氏描繪上海「新感覺派」作家的關鍵詞彙（見第一章〈重繪上海〉）。 姑且不論李毆梵將波特萊爾詩中的「現代城市」、「妓女」、「寓言」等等意象，拿來與「新感覺派」等現代小說家文本中相同的形像隱喻比附參照之做法，是否有枉顧歷史文化語境的相異而過度詮釋之嫌，但他的確揭示出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視野：基於西方現代性的「物質」層面遠比它的「精神」層面更容易被中國人接納的事實，因此，從「物質」層面著手，考察西方文明如何逐步地滲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造成文化風氣

的轉移，並在有意識捕捉都市文化風貌的小說家筆下露面現形，誠然是重新探究中國現代都市文學不可輕忽的重要門徑。 如李毆梵所言，二十世紀三○年代的上海： 確實已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世界第五大城市，她又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個國際傳奇，號稱「東方巴黎」，一個與傳統中國其他地區截然不同的充滿現代魅力的世界（3）。 有趣的是，當我們從《海上花列傳》誕生的年代背景與稍晚的兩部「海上」小說文本中隱約透顯的都市風貌來觀察，就會發現上述的用語，幾乎可以完全用來描繪十九世紀末的上海城。換句話說，早在1890年代，上海就已經是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大城了。

鴉片戰爭之後，1845年英國租界在上海縣城的城北設立，宣告了西方現代化的公共設施、法律制度與物質文明佔領了「國中之國」般的核心據點，隨後法國、美國租界區在1848、1849年相繼開闢，並漸次擴張，又與英國租界區連成一氣，形成為晚清中國最特殊的文化景觀。1853-55年的小刀會之亂沖開了原本「華洋分居」的局面，租界內充滿避難而來的華人，形成事實上的華洋雜居，不管在商業貿易、生活方式與建構市民意識等層面，都對上海近代社會的發展造成決定性的影響（熊月之、張敏3）。到了1890年代，都會的風貌雖然不免新舊雜陳，卻委實已經是一個現代意義的城市景觀，因此，我們其實大可不必「捨近求遠」

（從1930年代上溯到1890年代），就足以套用李毆梵的模式，與班雅明筆下十九世紀的巴黎城進行饒有意味的比對映照。更直接的說，上海不必等到二十世紀三○年代才展現「摩登」風情，與花都巴黎1850年代人文薈萃的黃金時代沒有相距太久，在十九世紀末葉的中國，上海已將內地或沿海諸城鎮拋在腦後，帶頭穩穩跨出「上海摩登」的第一步。 如果說，班雅明重新描繪十九世紀中葉「巴黎學」興起的時空線條，並以波特萊爾的詩作以及現代性論述（Baudelaire 26-29）做為考察印證的中心，勾繪「十九世紀的巴黎」（Gilloch 93-97）之城市輪廓。那麼，我們也可從1880年代的上海文藝圈同樣興起

一波波「上海學」熱潮的角度，重新考察近代上海逐漸從具備都市雛形到擁有成熟可觀之現代城市文化的鮮明足跡。 就像第三章「風月書的海派系譜」一節所探討的，1880年代由申報館發行的一系列「冶遊」書在出版市場的風行，很快地帶動了遊滬采風的筆記書與旅遊指南的書寫風尚，如本著「開眼看世界」的編輯旨趣印行的套書《小方壺齋輿地叢書》， 「第九帙」即是專載海禁開放後沿海港口風土情勢的一系列書（彭明輝，247），其中又屬記述上海城的筆記書最為醒目；當時各式各樣琳瑯滿目以「上海通」自詡的著作在書市中佔據越來越大的版圖，都證明了鴉片戰爭後開埠以來，上海洋場經過西潮將近半個世紀的沖激沉澱，已經積累了

豐厚的城市文化。 當時在上海的雜誌上連載的域外小說同樣出現描繪西方大城風貌的段落：《昕夕閒談》（1873-1875年）裡的法國巴黎、《回頭看紀略》（1891-1892年）中的美國波士頓，都具體而微地指陳了現代的時空語境，為上海文人的都市想像增添了異域色彩。 我們可以說，1880-1890年代業已蔚為潮流的「上海學」，直接間接地促成或影響了身兼「報人」身分的小說家之創作思維，《海上花列傳》帶頭掀起以「海上」為名 的小說潮，更是十九世紀末上海學的極致體現。 因此，第四章開始，本論文即正式從「中國近代第一部以現代都會為小說場景」的觀點，探究

《海上花列傳》如何具現了晚清洋場新舊文化轉型的眾多課題：傳統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價值被逐漸勃興的商業勢力所取代，因城鄉差距越來越懸殊而造成的城鄉流動，既衝擊了固有的社會秩序，也輾轉催生了另一種城市文化生態。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斷定，從鴉片戰爭後的近代上海「遇見」泰西現代文明的過程，李歐梵筆下的《上海摩登》，應屬第二或第三波現代化浪潮所沖刷出的海派都市文化景觀。 進一步來看，這些十九世紀末出現的「海上」小說潮不約而同地選擇以滬北租界區的高級妓院作為小說題材，除了是因為這些具備某些封閉特質（介於公／私領域間）的「長三堂子」同時是「時髦」的代名詞，擁有新舊雜

陳、中西交匯的空間擺設之外，也同時是租界區華人圈子中、上流階層的社交核心，來自四面八方的社會與階級的向上流動性（upward mobility）在此邂逅交匯，折射出都市中現代性主體的慾望啟蒙、自我形塑的過程。 從歷史、社會與文化勢力的消長變化重新回過頭來看魯迅將《海上花列傳》置於清末狹邪小說系譜的說法， 我們更會赫然發現《海上花列傳》正處於新／舊典範變遷過渡的轉捩點：該書是第一部全面以上海租界的高級妓院為背景的白話小說，它的出現，為我們打看一扇觀察十九世紀末行將興起的港埠大都會風貌的窗口。另外，故事中最核心的場景－－長三書寓－－不在上海舊縣城，而全數位於城北最早成立、制度較

為完備的英租界與法租界；挾著「國中之國」的地位與清廷律法「化外之地」的優勢，此區的高級妓院除了躍居江南地區娛樂業龍頭的寶座之外，更是當時政、商、文化界名流輻輳聚集的社交場域。 以此角度深入分析，在晚清洋場文人眼中，最能代表十九世紀末上海城繁華盛景的空間場域，無疑是騷人墨客冶遊流連、官宦商賈麇集往來的風月歡場。「現代都會」與「妓女」正式成為矚目的形象隱喻，共同建構了「海派」小說都市想像的重要支柱。 因此，這部小說一出，後來跟進出版的、以妓院生態為題材的小說，就幾乎都以上海作為故事結構的時空座標。這不但標舉出《海上花列傳》是觀察傳統狹邪小說轉換敘事模式不可或

缺的一環，更是我們討論具有強烈市民文學性格的晚清長篇白話小說「現代性意義」的最初基礎。 就如波特萊爾在十九世紀中葉完成的《惡之華》（1857年出版），「妓女」同樣是頹廢詩派現代性寓言 的主要元素（Buci-Glucksmann 103-111），這裡無意將中、西方都市文學史中同樣具有現代性開創意義的兩部巨著拿來作過度輕率的比附，但這樣的對照，卻更清楚地揭示都市中的創作主體，皆不約而同地藉由都市中越來越強勢的女性文化來表述現代性時空語境的書寫特徵。 經過小說文本的比對分析，我們可以確定，韓邦慶《海上花列傳》非但率先開啟了現代海派都市文學的系譜，更歷歷記載了

歷經第一波現代化洗禮、沉澱後的都市文明之深刻印痕。 因此，本論文要特別將《海上花列傳》從隸屬於傳統情色文學的「狹邪小說」文類中標舉區分出來，將它置諸－－第一部描繪出真正「現代意義」之上海城的長篇小說－－的視野進行考察，進一步揭示：工業革命後向「東方」擴散的西方文化勢力，在十九世紀末的上海租界區業不僅已佔據「國際村」與「世界窗口」的代表地位，更與上海舊縣城或租界區的華人文化交匯成萬花筒般的城市景觀。上海「城北」現代化的物質條件與公共生活空間，固然促使第二代「洋場才子」韓邦慶以「演義體」小說再現言情小說，但另一個關鍵的側面－－域外文學與現代化的報刊文化所開啟的世界圖像及城市想像

－－同樣也是身處滬上這個全國最大出版中心的文人所擁有的雄厚資產。不管是內容呈現出有別於傳統社會的現代城市文化，或者是形式上連載於文學期刊、更直接地面對市民讀者，都讓我們不得不正視洋場的現代商業出版機制對於作家造成的直接影響。 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就透過這部歷歷記載近代中國第一波現代化文化印痕－－也是近代文學正式踏出「上海摩登」第一步－－的風月小說，作為觀察海派文學都市文化的經緯座標。第四章試圖剖析的核心議題如下：域外小說呈現的都市圖像或女體意象，如何為傳統「說部」注入嶄新的元素與變數？或者反過來說，晚清小說的現代變革，如何從小說中都市空間文明條件與女性自我實踐的課題上逐漸轉

型？由這些城市中「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與女性地位的變化所帶來的新奇（novelty）視野與時髦特徵，如何催生新的敘述技巧，從而引動了狹邪／情色小說傳統的蛻變衍異？ 接著，延續第四章凸顯城市「外在」景觀的線條與聲色犬馬的慾望地圖之討論基礎，探究洋場壓倒性的物質環境、具備鮮明舞台感的公共空間，如何與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與自我扮演互相映照呼應？就像小說中的上等堂子，乍看之下僅是閨閣妝奩般的封閉性「內室」，卻因為小說家挖掘慾望軌跡的敘述策略，使得它成為視覺文化主導下堆積著「情愛物件」與「愛欲細節」的心靈空間。在此具有象徵意味的空間中，情愛的挫敗傷痕及徵逐慾望的過程，都是「自我形塑」

過程中與「異己經驗」鬥爭的痕跡：它一方面固然呈現了現代性主體在物慾橫流、商業掛帥的都市經驗中，面對傳統價值觀脫序崩毀的徬徨失據，另一方面也分明揭露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與階級之向上流動性，讓固有的尊卑貴賤觀念和過去不可動搖的階級地位重新洗牌，從而衍生出嶄新的主／客、物／我的互動結構，構新興海派文化最鮮明的精神底蘊。 上述的議題都迫使我們重新「認識」：韓邦慶不僅是近代中國最早富有職業意識的「小說家」，《海上花列傳》亦是晚清首部即時連載的長篇白話創作，它也是第一部呈顯上海城初始現代化都市面貌的吳語巨著，具體反映出各股力量牽扯壓擠、融合交匯的都會世界，堪稱為晚清海派都市小說的扛鼎之作

。 從這些具有開創意義的角度來審視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非但足以挑戰歷來晚清文學的界義成規，更幫助我們從嶄新的視野重新探究近代都市文學現代性傳衍的起點。 引用書目： 甲：近人研究 上海通社編。《舊上海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小說時報》第九期，上海，1911。 《文藝雜誌》第五期，上海，1914。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1993。 王學鈞。〈跋《海上花列傳》異文試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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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國語版《海上花》。張愛玲註譯。台北：皇冠，1983。 ───。《張愛玲文集補遺》。子通、亦清編。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 喬納森〈這一半人的樂趣〉，《橄欖樹文學社月刊》，http://www.wenxue.com/scene/b5/field/j/004.htm ，2000.2.7. 魯 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風雲時代，1990a。 《繡像小說》第三號（光緒癸卯年閏五月初一日出刊）。李伯元主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 乙、學位論文 江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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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女性人物塑造之研究》。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丙、西文著作 Baudelaire, Charles.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Trans. and Ed. Jonathan Mayne. London: Paidon, 1995. Benjamin, Walter. ‘ Central Park.’ New German Critique 34（Winter1985）, New York: Telos, 1985. Buci-

Glucksmann, Christine. Baroque Reason: The Aesthetics of Modernity. Trans. Patrick Camiller, London: Sage Pub, 1994. Gilloch, Graeme. Myth & Metropolis：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 .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