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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糧食體制的形構及其變革（1950-1974年）

為了解決三重農會肥料的問題，作者曾獻緯 這樣論述：

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面對龐大人口增加的糧食需求，以及外匯短缺的問題；同時臺灣捲入1950年代以後形成的國際糧食體制，政府因應國內的統治需求，以及國際市場變動，賦予糧食多重任務，既是政府重要穩定民心的資源，也是重要的財政工具，更是重要的外交資源，以滿足國家建構需求。本文運用政府檔案、重要人物檔案、官方出版品、調查報告、日記史料、口述歷史等材料，探討在不同歷史階段過程，「獨立經濟體的財政運作」、「多元行動者的互動」、「國內外市場的運作」等三重結構因素如何影響戰後臺灣糧食體制之形成與轉型，並且進一步詮釋這種糧食體制的運作對糧食局的權力結構與農業發展的何種影響。戰後臺灣糧食體制經歷

「戰時糧食體制的承接與轉換（1945-1949年）」、「汲取型糧食體制的摸索與確立（1950-1953年）」、「汲取型糧食體制的落實與定型（1954-1968年）」、「汲取型糧食體制的崩解與轉型（1960s-1974年）」等四個階段的變動，糧食體制在這些變動之中受到許多客觀因素的制約，從「汲取型」轉型為「補貼型」，使得統治者必須不斷摸索與調整。而統治者在「獨立國民經濟體的財政運作」、「不同行政機構與利益關係者的互動」、「冷戰局勢下美國的影響」等結構性因素影響之下，不斷改造既有糧食制度，發展出新的糧食制度，才得以確立一套完整的糧食管理制度，並朝不同方向偏移與轉化，以調適政治經濟環境的變遷。隨著糧

食體制的運作，糧食局形塑出其做為國營糧商的特性，獨佔肥料配銷與臺米出口，得以自行決定肥料換穀的比率，卻將農民排除於肥料配銷、出口活動之外，切斷肥料換穀比率與臺米出口價格、肥料進口價格的關聯，變成純粹的耕農，使得農民無法分享臺米出口所帶來的豐厚利潤。與此同時，糧食局不僅透過肥料換穀的機會，運用肥料換穀比率的手段，將軍糧損失轉嫁給農民，更在臺米高價輸出時壟斷利潤。正因如此，糧食局每年獲得不少的盈餘，不僅用以彌補因支持軍事性財政結構所造成的負擔，並能藉此累積可觀的資產。另外，由於臺灣農業受限於耕地面積小，以小農型態為主，雖然擁有優良的耕種技術，使得單位面積產量提高，但是生產成本卻較高。自日治末期便已

顯現的侷限性，卻因戰後國內政經環境與國際局勢所帶動起的糧食體制，讓臺米仍有市場需求，掩飾了臺米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足的事實。然而，國內外市場需求降低，造成生產過剩時，統治者既要鞏固統治基礎，還必須保障農民收益，維持糧食自給率，多重因素促使政府推行保價收購，卻造成農民對補貼政策之依賴，降低農民彈性對應市場變化的能力。

台灣與日本農業政策決策機制－以加入WTO前後稻米補貼政策為例－

為了解決三重農會肥料的問題，作者松倉千賀 這樣論述：

台灣與日本雖於二戰後皆歷經相似的小農制農業經營長達三十年，但當面臨WTO市場開放壓力時，卻採取不同因應措施。例如，目前台灣與日本都在WTO農業談判上主張現有的國際多邊農業貿易規範缺乏小農經營國家的考量，所以必須改善此協定。但是，台灣加入WTO前後持續稻穀保價收購制度，保障稻農的權益。日本則取消價格支持措施，改建立直接給付等所得支持措施。台日兩國採取不同支持措施，可能來自於其政策發展與決策模式的不同。因此，本研究透過統合主義觀點出發，探討雙方稻米補貼決策機制之演變；經由比較兩國相關決策行動者在實際執行措施所扮演的角色和關係形態，進而研擬台日稻米補貼及農業政策決策模式。 台日兩國農

業政策演變受到國家機關賦不賦予農業利益團體決策管道的影響，同時這些決議也受到國內政治和經濟情形的影響。根據加入WTO前後的時間主軸，加入WTO前1960年代至1990年代日本建立「自民黨－農水省－農協」三邊協調關係，台灣在1970年代至2001年建立排除農民團體的「執政黨－農委會」決策模型。接著，加入WTO後日本三邊決策機制瓦解，並歷經多元化，而台灣兩者決策關係大致相同。本文發現在WTO架構下國內因素比國外因素更有對一個國家農業政策的決策影響力。日本曾經因眾議院選舉時爭取農民支持的政治因素，但面對國內選舉制度改革及農業人口下降所造成的農業團體勢力降低，難以持續三邊協調關係亦取消收購制度。另一方

面，台灣為了工業發展選擇二元垂直的、更非競爭性、決策過程簡化的機制，並且這些決策者從沒經過，如日本所面臨的這些變化。本文將進一步討論台日兩國政府在「政策面」為了農民穩定所得施行稻米補貼措施，但在「實務面」都一直將稻農排除在決策機制外。其結果導致目前小農面對難以脫離貧窮困境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