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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民主台灣

為了解決台灣文化議題的問題，作者向陽 這樣論述：

　　《守護民主台灣》是著名詩人、評論家向陽對二十一世紀台灣國家發展諸多議題的觀察與批判文集。在這本書中，向陽以他長期在台灣人報紙《自立晚報》服務的新聞人閱歷、敏銳的政治分析，以及熱愛台灣的心、帶有情感的筆，寫出對於台灣民主轉型的思辨和論述。 　　本書分為「右與左」、「綠與藍」、「弱與強」三輯，分別針對二○○○年之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泛綠與泛藍陣營之間的政治衝突，以及社會正義等三大議題，提出深刻論點，為民主台灣的新價值觀開拓恢弘的論述空間。 　　向陽是資深新聞人，獲有新聞博士學位，從30歲開始撰寫社論、政治與文化評論迄今，先後曾為《自立晚報》、《自立早報》、《台灣時報》、《台灣日報》撰寫社論，目

前為《自由時報》「星期專論」專欄作家，論述國是、議論時局，歷二十餘年，從未間斷，其論述邏輯清楚、分析犀利，兼有雄渾氣勢，凡關心台灣政局與前途者，不宜錯過本書。 作者簡介 向陽 　　詩人、評論家、學者，本名林淇瀁，南投鹿谷人，1955年 5月 7日生。中國文化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日文組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國際寫作計劃﹞榮譽作家，文化大學新聞碩士，政治大學新聞博士。 　　曾任《自立晚報》報系副刊主編、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曾獲吳濁流新詩獎、國家文藝獎、美國愛荷華大學

榮譽作家、玉山文學獎文學貢獻獎、台灣文學獎等獎項。 　　著有評論集《為台灣祈安》，散文集《為自己點盞小燈》、《我們其實不需要住所》，詩集《向陽台語詩選》、《十行集》、《亂》，學術論著《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等四十多種。 見證混亂年代的台灣 向陽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進入台灣本土報社《自立晚報》，擔任藝文組主任兼副刊主編，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之外的新聞媒體生涯。藝文組主任負責帶領藝文記者報導文化新聞；副刊主編負責「自立副刊」編務，編輯文學版。這兩個工作對當時才二十七歲的我來說，都是重責，我戰戰兢兢，努力學習，希望能在八○年代《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所掌控的文化氛圍中，走出一條

有別於兩報副刊而又能獨樹台灣精神的副刊之路，經由本土特色的彰顯，在戒嚴年代國民黨控制下的重重束縛下，為台灣讀者提供台灣文學家與文化工作者的創作和論述。 　　那是一段艱困的歲月。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餘悸猶存，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的傷痕還在，除了風起雲湧的黨外雜誌仍在不斷遭到查禁、停刊的打擊下苦鬥之外，報紙媒體大約僅有《自立晚報》、《民眾日報》、《台灣時報》三家站在台灣本土立場發聲；《自立晚報》由日治年代就參與《台灣民報》系工作的吳三連先生擔任發行人，此時的社長吳豐山先生、總編輯顏文閂先生戮力改革，朝氣十足，儘管威權統治者的壓力甚大，報社財務窘迫，但全社上下抱著要辦好一份台灣人的報紙的理念，還

是克服了困難，到一九八八年報禁解除，《自立早報》創刊，已經躋身為國內三大報系之一，儘管短小卻十足精悍。 　　報禁解除前，我擔任副刊主編約有五年半之久，在《自立晚報》早已建立的本土報業基礎上，我努力延續自日治時期以來就存在的台灣文化、語言與文學脈絡，邀請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發表園地日漸減少的作家提供作品；同時也通過策畫專輯、專欄，突出台灣文學、語言和文化特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請莊永明兄長期撰寫「台灣歷史上的今天」，介紹歷史上的台灣人、台灣事，每天連載，達兩年左右；邀請台語研究者陳冠學、洪惟仁、許成章、鄭良偉、許極燉等先生撰寫台語研究專欄或專文，也特闢台灣話文專欄，發表在那個年代無地發表的台語文學作

品；除此之外，開闢「文學月報」報導台灣文壇訊息、「出版月報」報導出版與閱讀、「民俗月報」鼓吹台灣民俗整理與研究、「攝影月報」則提供當時新起的報導攝影家記錄台灣的圖像……。我期許自己做一個小園丁，搬磚運石，突破中國文化霸權的宰制和威權統治的檢查，留存台灣的聲音。這當中也遭遇過挫傷，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副刊因為登出林俊義教授專欄一篇名為〈政治的邪靈〉的文章，被停刊一日，我隨即遭警總約談，其後調查局每月一次來社訪談。此外，郵件檢查也從未間斷，葉石濤先生某次以限時郵件寄稿，我收到時發現信封底部有拆過痕跡，比對郵戳，已是一個月前寄出；至於以大批郵件辱罵副刊某文、恐嚇主編等，都屬家常了。所幸報社支持，終

究沒有撤換我，還是讓我自主編輯，以「自立副刊」為八○年代的台灣文學、語言和文化的傳播留下見證。 　　報禁解除後，《自立晚報》增出《自立早報》，我被報社派為晚報總編輯，其後陸續轉任早報總編輯、總主筆，並負責創刊專供海外台灣人閱讀的《自立周報》海外版，以迄於一九九四年九月《自立晚報》轉手，我轉至學院讀書、教書止。這六年之間，我負責的工作與過去單純的副刊主編工作大為不同，而且充滿挑戰。 　　擔任報社總編輯，必須掌握瞬息萬變的新聞，特別是轉捩點上的台灣政治新聞，調度記者、決定每日新聞重點和內容，面對國民黨黨國機器的政治壓力，取捨新聞，而又要在關鍵時刻顯映新聞真實，這是對以政治新聞見長的《自立晚報》總編

輯最大的考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發生「五二○事件」，當時爭取權益的農民北上請願遊行，國民黨強力鎮壓，爆發警民衝突，持續近二十小時，時任早報總編輯的我，為了翔實而真確地記錄這場歷史事件，在辦公室內等待前線記者回報、改版增印，直到第二天上午晚報編輯部上班，將事件相關發展交代晚報總編輯之後，方才下班，不眠不休工作了二十小時。而在這個階段，編輯檯每到截稿前，常會接到來自國民黨文工會的電話，囑託這或「指示」那，不過由於《自立晚報》的報性，已經可以權衡輕重，不加理會了。 　　一九九一年我轉任總主筆工作，負責報社筆政並撰寫社論，這才開始了非常密集而即時的社論撰寫生涯，由於對於政治、兩岸關

係和台灣文化教育議題的關注，我的政治評論和文化評論生涯也由此展開，迄今從未間斷。總主筆期間，報社聘有社外主筆，都是台灣重量級自由主義學者，輪值撰寫每日所需社論，遇有緊急突發事件，則由我抽換撰寫社論，因此培養了我短時間內即可完成評論的回應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每日拜讀這一群涵括政治、憲法與法律、社會學、經濟、財政、中國問題的學者所撰社論，因而也擴大了我的閱讀領域、增進了我對公共事務的理解，並學習到他們在不自由的言論環境中秉筆直書的勇氣。 　　那樣一段艱困的「自立歲月」，是我這一生最珍貴的能源、也是最珍惜的記憶。做為戰後台灣出生的一代，我接受了最完整的國民黨黨國意識形態教育，從國小到大學，早已被灌輸

了一套黨國一體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文化霸權的宰制下，以「龍的傳人」自居，只認得長江黃河，不識濁水和淡水，對於威權獨裁者也存著無知的崇拜──這樣的無知狀態，要到我開始創作台語詩時，因為自修台灣歷史、民俗和台語知識，才有所轉變，發現所受教育內容的扭曲，但仍缺乏自信；鄉土文學論戰和隨後的美麗島事件，使我在檢視論戰文章和美麗島大審新聞之際，認知到台灣文學家和政治家共同面對的壓抑和迫害，因而覺醒，並建立自己的台灣想像。進入《自立晚報》之後，從副刊編輯到報社總編輯、總主筆的這一連串工作歷程及歷練，則因為必須直接面對國民黨黨國意識形態機器，因而建立了以台灣價值為核心的論述體系。戒嚴年代《自立晚報》立基於本土，

強調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公道和文化發展的四根立柱，從而也成為我此後評論的基點，環繞著以台灣為主體的周邊。 　　從二十七歲青壯之年進入《自立晚報》至今，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我的文學創作、評論論述，都以建立台灣主體文化為思考。一九八五年九月，我與剛從美麗事件服刑出獄的小說家楊青矗兄同行，應邀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八月底出國，十二月初返國，三個月內，我們接觸了眾多海外台灣同鄉和政治領袖，他們都是國民黨的眼中釘，以「黑名單」為名。在王育德先生寓居日本的家中，他從書架上拿出《自立晚報》出版的我的台語詩集《土地的歌》示我，讓我感

愧；在台灣同鄉夏令營中，我第一次看到一九六四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流亡海外的彭明敏先生；相談更多的，則是早年留學美國的台灣知識精英，他們深愛台灣而無家可回。這都讓我震撼而難過。我將這樣的痛寫為〈大雪〉一詩： 一棵小樹在雪中流淚。一棟屋子在雪中流盪。一扇窗子在雪中流散。一把椅子在雪中流離。一片田野在雪中流浪。一道河川在雪中流失。一個人在雪中，流血。　 雪在一棵小樹旁流淚。雪在一棟屋子前流盪。雪在一扇窗子前流散。雪在一把椅子下流離。雪在一片田野裡流浪。雪在一道河川內流失。雪在一個人心上流血。 　　這首詩中的「流淚」、「流盪」、「流散」、「流離」、「流浪」、「流失」、「流血」，喻示的正是國

民黨威權統治年代台灣人民共有的感覺結構。我也難忘楊青矗兄在美國愛荷華訪問第三世界國家作家、不眠不休，勤悃以繼，他總計訪問了二十五個國家的三十位作家，積稿盈尺。要回台前夕，青矗兄擔心原稿被海關沒收，影印了五份，一份寄回台灣家中，一份留在愛荷華台灣人家中、一份寄洛杉磯友人處，一份隨身攜帶，一份置我行李，為的只是預防遭到沒收──在那個威權暗夜的年代，有人因為要求台灣民主自由，流離海外，失去回家的自由；作家出國，訪問作家，要擔心訪問稿被警總沒收。一九八五年的大雪，不僅在美國以及全世界台灣人的心頭下著，也在台灣作家的心中罩著。這年我三十歲，這段海外親身體驗，讓我了解國民黨威權統治不但在台灣，也及於全球有

台灣人的所在。 　　一九九四年，《自立晚報》系因為資金無著轉手經營，我的媒體生涯到此告一個段落，但是社論、政治評論和文化評論則一直沒有中斷過。十多年來，《自立晚報》之外，我曾先後為《台灣時報》、《大成報》、《勁報》、《台灣日報》撰寫社論，為《自由時報》、《中國時報》、《時報周刊》撰寫專論、專欄。其中我撰寫最久的，是為《台灣日報》撰寫社論的時光，計達六年之久，直到二○○六年該報停刊，這一份繼《自立晚報》之後強調台灣價值的報紙，最後也繼踵《自立》之後停刊，最讓我神傷。《台灣日報》上下多是我在《自立晚報》工作時的上司或同仁，社論撰寫雖然是經過該報發行人和編輯部討論後訂題，再委我撰寫，但由於論述理念和

共識一致，我每週撰寫一篇，相當順心，彷彿《自立晚報》重生，而有繼續闡述台灣價值的榮耀感；在《自由時報》撰論的則是「星期專論」，這個專欄由四到五位專欄作家輪流執筆，大概每個月撰寫一篇，資深報人俞國基先生為謙謙君子，容我依據個人對文化相關議題大幅論述，使得居於邊陲的台灣文化議題也可躍登公共論壇，尤讓我感佩。 　　在報章上發表的評論文字，必須依據新聞事件提出論述，因而提供給我長期觀察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機會；伴隨著我長達九年的博士修業期間，傳播理論和新聞事件相互參照，台灣政治變遷和文化論域共同對話，做為學術研究者，或者做為社會觀察者，我在不斷學習的過程中，也在台灣快速改變的政治環境中，印證所學、評論社會

。從形式上看，我已經隨著《自立晚報》的熄燈而離開媒體；就實質來說，我的媒體論述與台灣社會見證仍在持續中。 　　收在《守護民主台灣》和《起造文化家園》這兩本評論集的論述文字，就是離開《自立晚報》之後，近八年來我為報社社論、專欄所撰寫的部分評論。檢視兩書所撰，八年來跌宕於我心頭之上的，無非台灣的國家前途和文化重建課題。這些課題，以議題為脈絡，加以整理，論述範疇大約不外兩大部分：一為政治評論，二為文化評論；細分之下，政治評論集中在台灣與中國關係、國內藍綠政治衝突，以及弱勢與強勢之間的公義問題；文化評論則集中於文化、教育與媒體三端。 　　我的第一本時事評論集，於一九九五年在我的故鄉南投縣文化中心出版，

名為《為台灣祈安》，距今已過十三年。《為台灣祈安》所收都屬我在《自立晚報》、《自立早報》時期所撰社論、短評和專欄文字，分「文化與本土」、「教育與學術」、「媒體與言論」、「族群與認同」、「社會與生活」等五輯。我重新翻檢當年論述，要求「落實本土化的文化政策」、「把母語還給母土」，主張「公開官方檔案密櫃還青史本貌」、「教育、文化需要徹底地解嚴」，質疑「在所謂『鄉土』中，台灣在哪裡」，呼籲媒體為台灣的「新聞自主而走」，主張建立以「台灣優先」為原則的國家共識、「多元族群共治共和」、「拆掉籬笆、共享藍天」，提醒政府「還原住民本我」……等等論述，對照十三年後輯成的這兩本評論集，我感慨春秋易逝、時光催人，算來

我已評論政治和文化，累近二十年。諤諤之言，一如風中落葉，戒嚴年代主張的、呼籲的問題，迄今依然存在，未見解決，文字的力量，顯然微薄、脆弱；但另一方面，以近二十年時光為台灣民主和文化發展發聲，我從未氣餒，也從不懈志，儘管這些文字只是混亂年代中一個小知識分子的見證。讀者若有興趣了解我的論述心路，無妨找來《為台灣祈安》參照閱讀。 　　這兩本評論集同時出版，因此共用此序。從一九八二年進入《自立晚報》服務至今，二十六年光陰，我的生命歷程大約如上述。我有幸在青壯之年進入《自立晚報》，認同其精神，濡染其理念，從副刊編輯到社論主筆，從戒嚴年代到解嚴年代，見證台灣政治和社會變遷最急遽、最轉折、也最壯麗的史頁；又有

幸以蹇澀之筆參與其中、議論其下，歷練成長，建立自己的論述體系，且還能依照自己的興趣生活，不必折腰，雖然偶有困挫、憂傷和打擊，信念不易，也從未被權力、浮華所動。這是這兩本評論集的寫作背景，謹提供兩書讀者參考。　　二十六年來，我一直沒改變的，是堅信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無關乎民族主義，而是民主自由體制必然的結果；值得憂心的是，台灣的民主政治需要更堅實的文化做為後盾，但截至目前為止，台灣文化重建顯然還有一段漫長的、艱困的路途要走！ 　　另一個我從沒改變的，大概是讀書和寫作生活。我讀文學、讀政治評論、讀西方學術理論、讀台灣史和相關台灣研究書籍，加上興趣廣泛，也讀各類雜書；寫作則以新詩、散文創作、政治文

化評論為主，再加上學院內的學術研究和論文撰寫，「寫」已經成為我的日課，我以書寫為生命，也以書寫為最微薄的社會實踐，向我生身其中的台灣，我縈心的這塊美麗土地說最細碎的話，希望這些微言能提供不斷向前的台灣社會一些參考，盡一個小知識分子最綿薄的力量。 　　最後，要感謝從大學時代就相熟的前衛出版社林文欽社長，他的邀稿，使我得以整理這些可能飄散風中的書稿。文欽兄與我同年進入文化學院讀書，以都喜愛文學而為文友，因同租面對紗帽山的民房而為室友；也因在大四那年嘗試創辦未能出刊的《大學文藝》而相知。畢業退伍後，我由海山卡片、《時報周刊》進入《自立晚報》；文欽兄則先在三民書局服務，其後創辦前衛出版社，在最暗黑的戒

嚴年代，走最寂寞、最艱辛的台灣本土出版之路，從八○年代點亮爝火至今，一燈獨照，依舊發光，對台灣文化的貢獻既深且大。我的評論集《守護民主台灣》和《起造文化家園》能在他邀請下列入「新國民文庫」出版，乃是我的榮幸。 2008/02/13南松山

台灣文化議題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10年文博會：看到台灣文化治理的縮影(2010年~2019年)

為了解決台灣文化議題的問題，作者王俊雯 這樣論述：

2010年文化建設委員會針對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低迷，希冀以會展模式，創造出口外銷，以突破有限規模的內需市場；並藉由會展大量集客的特性，進行商流、物流、人流、資金流、資訊流的彙整，提升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結構。文博會自此成為台灣重要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場域，但原本屬於經濟範疇的產業問題，卻被策略性的賦予文化之名而納入了文化治理。本研究從政策背景、主題、場域位置與展演內容等方向，分析2010年至2019年所舉辦的文博會，了解10年文博會的發展樣態。並從「國家論述」、「市場論述」與「公民/溝通論述」的文化政策論述中，理解文博會定位的轉變，並將文博會的發展歷程歸納為：(一) 產業發展的文博會（2010年至2

013年）：希冀以商貿展會形式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突破內需市場限制，提高經濟產值。(二) 生活文化的文博會（2015年至2016年）：以「城市即展場、展場即生活」的展會概念，將生活型態的文化主張做為會展訴求，並連結場域周邊商家，形塑日常生活概念的展會意象。(三) 文化倡議的文博會（2017年至2019年）：以跨界藝術的設計結合，採深度策展模式呈現創意內容的文本展演，進行當代台灣文化議題的表述。10年文博會三階段的變動，在空間、符號與秩序的博物學分類視線中，三階段即為文博會此一集合體的三類別，因此在文博會這張知識網絡地圖上，每一類別皆有其特定位置與特徵，且具有類別間之連續性。文博會從產業經濟

入手，過渡到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進入至文化內容的創造。這個連續的進程，就是台灣面對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探索過程。而「國家」、「市場」與「社會」的文化治理性就是類別與類別之間的聯繫。因此，台灣探索文化創意產業的過程，就是台灣進入文化治理的一個進程，文博會也順理成章的成為這個探索過程所在的場域，同時亦成為文化治理的管道與對象。

起造文化家園

為了解決台灣文化議題的問題，作者向陽 這樣論述：

　　《起造文化家園》是著名詩人、評論家向陽對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化發展議題的論述文集。作為一個台灣作家，向陽以台語詩的寫作於一九七○年代崛起於文壇，迄今仍創作不懈；作為一個文化評論家，他自一九七九年與友人創辦《陽光小集》迄今，一直戮力於台灣新文化的重建論述；作為一個台灣文學研究者，他已發表近五十篇學術論文，為台灣研究的深化付出心力。 　　本書分為「文化」、「教育」、「媒體」三輯，輯錄向陽近五年來針對這三大領域現象的析論。其中特別對於弱勢族群文化、台灣文學與語言教育，以及當前倒錯傾斜的媒體問題，多有深刻議論。其中甚多論述甫一發表，即獲迴響，或成為政府決策參考，或在網路中被網友轉引、轉載，足見其論點和

論述影響力。 　　本書所收，都是向陽在台灣本土報業所撰專文，部分以社論發表、部分係專欄文稿，與向陽所著另書《守護民主台灣》為同時期作品，兩書合讀，更可見出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寬闊胸襟與前瞻視野。 作者簡介 向陽 　　詩人、評論家、學者，本名林淇瀁，南投鹿谷人，1955年 5月 7日生。中國文化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日文組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國際寫作計劃﹞榮譽作家，文化大學新聞碩士，政治大學新聞博士。 　　曾任《自立晚報》報系副刊主編、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曾獲吳濁流

新詩獎、國家文藝獎、美國愛荷華大學榮譽作家、玉山文學獎文學貢獻獎、台灣文學獎等獎項。著有評論集《為台灣祈安》，散文集《為自己點盞小燈》、《我們其實不需要住所》，詩集《向陽台語詩選》、《十行集》、《亂》，學術論著《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等四十多種。 見證混亂年代的台灣 向陽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進入台灣本土報社《自立晚報》，擔任藝文組主任兼副刊主編，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之外的新聞媒體生涯。藝文組主任負責帶領藝文記者報導文化新聞；副刊主編負責「自立副刊」編務，編輯文學版。這兩個工作對當時才二十七歲的我來說，都是重責，我戰戰兢兢，努力學習，希望能在八○年代《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

所掌控的文化氛圍中，走出一條有別於兩報副刊而又能獨樹台灣精神的副刊之路，經由本土特色的彰顯，在戒嚴年代國民黨控制下的重重束縛下，為台灣讀者提供台灣文學家與文化工作者的創作和論述。 　　那是一段艱困的歲月。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餘悸猶存，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的傷痕還在，除了風起雲湧的黨外雜誌仍在不斷遭到查禁、停刊的打擊下苦鬥之外，報紙媒體大約僅有《自立晚報》、《民眾日報》、《台灣時報》三家站在台灣本土立場發聲；《自立晚報》由日治年代就參與《台灣民報》系工作的吳三連先生擔任發行人，此時的社長吳豐山先生、總編輯顏文閂先生戮力改革，朝氣十足，儘管威權統治者的壓力甚大，報社財務窘迫，但全社上下抱著要辦

好一份台灣人的報紙的理念，還是克服了困難，到一九八八年報禁解除，《自立早報》創刊，已經躋身為國內三大報系之一，儘管短小卻十足精悍。 　　報禁解除前，我擔任副刊主編約有五年半之久，在《自立晚報》早已建立的本土報業基礎上，我努力延續自日治時期以來就存在的台灣文化、語言與文學脈絡，邀請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發表園地日漸減少的作家提供作品；同時也通過策畫專輯、專欄，突出台灣文學、語言和文化特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請莊永明兄長期撰寫「台灣歷史上的今天」，介紹歷史上的台灣人、台灣事，每天連載，達兩年左右；邀請台語研究者陳冠學、洪惟仁、許成章、鄭良偉、許極燉等先生撰寫台語研究專欄或專文，也特闢台灣話文專欄，發表在

那個年代無地發表的台語文學作品；除此之外，開闢「文學月報」報導台灣文壇訊息、「出版月報」報導出版與閱讀、「民俗月報」鼓吹台灣民俗整理與研究、「攝影月報」則提供當時新起的報導攝影家記錄台灣的圖像……。我期許自己做一個小園丁，搬磚運石，突破中國文化霸權的宰制和威權統治的檢查，留存台灣的聲音。這當中也遭遇過挫傷，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副刊因為登出林俊義教授專欄一篇名為〈政治的邪靈〉的文章，被停刊一日，我隨即遭警總約談，其後調查局每月一次來社訪談。此外，郵件檢查也從未間斷，葉石濤先生某次以限時郵件寄稿，我收到時發現信封底部有拆過痕跡，比對郵戳，已是一個月前寄出；至於以大批郵件辱罵副刊某文、恐嚇主編等，

都屬家常了。所幸報社支持，終究沒有撤換我，還是讓我自主編輯，以「自立副刊」為八○年代的台灣文學、語言和文化的傳播留下見證。　　報禁解除後，《自立晚報》增出《自立早報》，我被報社派為晚報總編輯，其後陸續轉任早報總編輯、總主筆，並負責創刊專供海外台灣人閱讀的《自立周報》海外版，以迄於一九九四年九月《自立晚報》轉手，我轉至學院讀書、教書止。這六年之間，我負責的工作與過去單純的副刊主編工作大為不同，而且充滿挑戰。 　　擔任報社總編輯，必須掌握瞬息萬變的新聞，特別是轉捩點上的台灣政治新聞，調度記者、決定每日新聞重點和內容，面對國民黨黨國機器的政治壓力，取捨新聞，而又要在關鍵時刻顯映新聞真實，這是對以政治

新聞見長的《自立晚報》總編輯最大的考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發生「五二○事件」，當時爭取權益的農民北上請願遊行，國民黨強力鎮壓，爆發警民衝突，持續近二十小時，時任早報總編輯的我，為了翔實而真確地記錄這場歷史事件，在辦公室內等待前線記者回報、改版增印，直到第二天上午晚報編輯部上班，將事件相關發展交代晚報總編輯之後，方才下班，不眠不休工作了二十小時。而在這個階段，編輯檯每到截稿前，常會接到來自國民黨文工會的電話，囑託這或「指示」那，不過由於《自立晚報》的報性，已經可以權衡輕重，不加理會了。 　　一九九一年我轉任總主筆工作，負責報社筆政並撰寫社論，這才開始了非常密集而即時的社論撰寫

生涯，由於對於政治、兩岸關係和台灣文化教育議題的關注，我的政治評論和文化評論生涯也由此展開，迄今從未間斷。總主筆期間，報社聘有社外主筆，都是台灣重量級自由主義學者，輪值撰寫每日所需社論，遇有緊急突發事件，則由我抽換撰寫社論，因此培養了我短時間內即可完成評論的回應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每日拜讀這一群涵括政治、憲法與法律、社會學、經濟、財政、中國問題的學者所撰社論，因而也擴大了我的閱讀領域、增進了我對公共事務的理解，並學習到他們在不自由的言論環境中秉筆直書的勇氣。 　　那樣一段艱困的「自立歲月」，是我這一生最珍貴的能源、也是最珍惜的記憶。做為戰後台灣出生的一代，我接受了最完整的國民黨黨國意識形態教育

，從國小到大學，早已被灌輸了一套黨國一體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文化霸權的宰制下，以「龍的傳人」自居，只認得長江黃河，不識濁水和淡水，對於威權獨裁者也存著無知的崇拜──這樣的無知狀態，要到我開始創作台語詩時，因為自修台灣歷史、民俗和台語知識，才有所轉變，發現所受教育內容的扭曲，但仍缺乏自信；鄉土文學論戰和隨後的美麗島事件，使我在檢視論戰文章和美麗島大審新聞之際，認知到台灣文學家和政治家共同面對的壓抑和迫害，因而覺醒，並建立自己的台灣想像。進入《自立晚報》之後，從副刊編輯到報社總編輯、總主筆的這一連串工作歷程及歷練，則因為必須直接面對國民黨黨國意識形態機器，因而建立了以台灣價值為核心的論述體系。戒嚴年

代《自立晚報》立基於本土，強調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公道和文化發展的四根立柱，從而也成為我此後評論的基點，環繞著以台灣為主體的周邊。 　　從二十七歲青壯之年進入《自立晚報》至今，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我的文學創作、評論論述，都以建立台灣主體文化為思考。一九八五年九月，我與剛從美麗事件服刑出獄的小說家楊青矗兄同行，應邀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八月底出國，十二月初返國，三個月內，我們接觸了眾多海外台灣同鄉和政治領袖，他們都是國民黨的眼中釘，以「黑名單」為名。在王育德先生寓居日本的家中，他從書架上拿出《自立晚報》出版的我的台語詩

集《土地的歌》示我，讓我感愧；在台灣同鄉夏令營中，我第一次看到一九六四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流亡海外的彭明敏先生；相談更多的，則是早年留學美國的台灣知識精英，他們深愛台灣而無家可回。這都讓我震撼而難過。我將這樣的痛寫為〈大雪〉一詩： 一棵小樹在雪中流淚。一棟屋子在雪中流盪。一扇窗子在雪中流散。一把椅子在雪中流離。一片田野在雪中流浪。一道河川在雪中流失。一個人在雪中，流血。　 雪在一棵小樹旁流淚。雪在一棟屋子前流盪。雪在一扇窗子前流散。雪在一把椅子下流離。雪在一片田野裡流浪。雪在一道河川內流失。雪在一個人心上流血。 　　這首詩中的「流淚」、「流盪」、「流散」、「流離」、「流浪」、「流失

」、「流血」，喻示的正是國民黨威權統治年代台灣人民共有的感覺結構。我也難忘楊青矗兄在美國愛荷華訪問第三世界國家作家、不眠不休，勤悃以繼，他總計訪問了二十五個國家的三十位作家，積稿盈尺。要回台前夕，青矗兄擔心原稿被海關沒收，影印了五份，一份寄回台灣家中，一份留在愛荷華台灣人家中、一份寄洛杉磯友人處，一份隨身攜帶，一份置我行李，為的只是預防遭到沒收──在那個威權暗夜的年代，有人因為要求台灣民主自由，流離海外，失去回家的自由；作家出國，訪問作家，要擔心訪問稿被警總沒收。一九八五年的大雪，不僅在美國以及全世界台灣人的心頭下著，也在台灣作家的心中罩著。這年我三十歲，這段海外親身體驗，讓我了解國民黨威權統

治不但在台灣，也及於全球有台灣人的所在。 　　一九九四年，《自立晚報》系因為資金無著轉手經營，我的媒體生涯到此告一個段落，但是社論、政治評論和文化評論則一直沒有中斷過。十多年來，《自立晚報》之外，我曾先後為《台灣時報》、《大成報》、《勁報》、《台灣日報》撰寫社論，為《自由時報》、《中國時報》、《時報周刊》撰寫專論、專欄。其中我撰寫最久的，是為《台灣日報》撰寫社論的時光，計達六年之久，直到二○○六年該報停刊，這一份繼《自立晚報》之後強調台灣價值的報紙，最後也繼踵《自立》之後停刊，最讓我神傷。《台灣日報》上下多是我在《自立晚報》工作時的上司或同仁，社論撰寫雖然是經過該報發行人和編輯部討論後訂題，再

委我撰寫，但由於論述理念和共識一致，我每週撰寫一篇，相當順心，彷彿《自立晚報》重生，而有繼續闡述台灣價值的榮耀感；在《自由時報》撰論的則是「星期專論」，這個專欄由四到五位專欄作家輪流執筆，大概每個月撰寫一篇，資深報人俞國基先生為謙謙君子，容我依據個人對文化相關議題大幅論述，使得居於邊陲的台灣文化議題也可躍登公共論壇，尤讓我感佩。 　　在報章上發表的評論文字，必須依據新聞事件提出論述，因而提供給我長期觀察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機會；伴隨著我長達九年的博士修業期間，傳播理論和新聞事件相互參照，台灣政治變遷和文化論域共同對話，做為學術研究者，或者做為社會觀察者，我在不斷學習的過程中，也在台灣快速改變的政治

環境中，印證所學、評論社會。從形式上看，我已經隨著《自立晚報》的熄燈而離開媒體；就實質來說，我的媒體論述與台灣社會見證仍在持續中。 　　收在《守護民主台灣》和《起造文化家園》這兩本評論集的論述文字，就是離開《自立晚報》之後，近八年來我為報社社論、專欄所撰寫的部分評論。檢視兩書所撰，八年來跌宕於我心頭之上的，無非台灣的國家前途和文化重建課題。這些課題，以議題為脈絡，加以整理，論述範疇大約不外兩大部分：一為政治評論，二為文化評論；細分之下，政治評論集中在台灣與中國關係、國內藍綠政治衝突，以及弱勢與強勢之間的公義問題；文化評論則集中於文化、教育與媒體三端。 　　我的第一本時事評論集，於一九九五年在我

的故鄉南投縣文化中心出版，名為《為台灣祈安》，距今已過十三年。《為台灣祈安》所收都屬我在《自立晚報》、《自立早報》時期所撰社論、短評和專欄文字，分「文化與本土」、「教育與學術」、「媒體與言論」、「族群與認同」、「社會與生活」等五輯。我重新翻檢當年論述，要求「落實本土化的文化政策」、「把母語還給母土」，主張「公開官方檔案密櫃還青史本貌」、「教育、文化需要徹底地解嚴」，質疑「在所謂『鄉土』中，台灣在哪裡」，呼籲媒體為台灣的「新聞自主而走」，主張建立以「台灣優先」為原則的國家共識、「多元族群共治共和」、「拆掉籬笆、共享藍天」，提醒政府「還原住民本我」……等等論述，對照十三年後輯成的這兩本評論集，我感

慨春秋易逝、時光催人，算來我已評論政治和文化，累近二十年。諤諤之言，一如風中落葉，戒嚴年代主張的、呼籲的問題，迄今依然存在，未見解決，文字的力量，顯然微薄、脆弱；但另一方面，以近二十年時光為台灣民主和文化發展發聲，我從未氣餒，也從不懈志，儘管這些文字只是混亂年代中一個小知識分子的見證。讀者若有興趣了解我的論述心路，無妨找來《為台灣祈安》參照閱讀。 　　這兩本評論集同時出版，因此共用此序。從一九八二年進入《自立晚報》服務至今，二十六年光陰，我的生命歷程大約如上述。我有幸在青壯之年進入《自立晚報》，認同其精神，濡染其理念，從副刊編輯到社論主筆，從戒嚴年代到解嚴年代，見證台灣政治和社會變遷最急遽、最

轉折、也最壯麗的史頁；又有幸以蹇澀之筆參與其中、議論其下，歷練成長，建立自己的論述體系，且還能依照自己的興趣生活，不必折腰，雖然偶有困挫、憂傷和打擊，信念不易，也從未被權力、浮華所動。這是這兩本評論集的寫作背景，謹提供兩書讀者參考。　　二十六年來，我一直沒改變的，是堅信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無關乎民族主義，而是民主自由體制必然的結果；值得憂心的是，台灣的民主政治需要更堅實的文化做為後盾，但截至目前為止，台灣文化重建顯然還有一段漫長的、艱困的路途要走！ 　　另一個我從沒改變的，大概是讀書和寫作生活。我讀文學、讀政治評論、讀西方學術理論、讀台灣史和相關台灣研究書籍，加上興趣廣泛，也讀各類雜書；寫作

則以新詩、散文創作、政治文化評論為主，再加上學院內的學術研究和論文撰寫，「寫」已經成為我的日課，我以書寫為生命，也以書寫為最微薄的社會實踐，向我生身其中的台灣，我縈心的這塊美麗土地說最細碎的話，希望這些微言能提供不斷向前的台灣社會一些參考，盡一個小知識分子最綿薄的力量。 　　最後，要感謝從大學時代就相熟的前衛出版社林文欽社長，他的邀稿，使我得以整理這些可能飄散風中的書稿。文欽兄與我同年進入文化學院讀書，以都喜愛文學而為文友，因同租面對紗帽山的民房而為室友；也因在大四那年嘗試創辦未能出刊的《大學文藝》而相知。畢業退伍後，我由海山卡片、《時報周刊》進入《自立晚報》；文欽兄則先在三民書局服務，其後創

辦前衛出版社，在最暗黑的戒嚴年代，走最寂寞、最艱辛的台灣本土出版之路，從八○年代點亮爝火至今，一燈獨照，依舊發光，對台灣文化的貢獻既深且大。我的評論集《守護民主台灣》和《起造文化家園》能在他邀請下列入「新國民文庫」出版，乃是我的榮幸。 2008/02/13南松山

台灣國際競圖之設計概念發想及手法分析初探

為了解決台灣文化議題的問題，作者袁瑋澤 這樣論述：

台灣近年來舉辦多次文化類國際競圖，提供建築師一個詮釋設計概念的機會。在國際競圖中可看到建築師們多元的想法，包含議題的再定義、建築形式的創新及在地性的涵構思考。在這個背景下，誕生一股台灣地域性主義的風潮。建築師們的多元想法給予這塊土地不同的刺激與詮釋。所謂的台灣文化在建築師們的眼中會是什麼樣子？建築師又是如何觀察當地文化與切入設計？本研究探討目前建築師們在台灣國際競圖的發展狀況，透過概念及設計策略的分析，來探討建築師們對於台灣地域性文化的看法。進一步了解因國際競圖所帶來的文化視野及創新的建築形式對於台灣建築環境的影響，同時也了解建築師在面對台灣文化議題時的設計思維。本研究以二零零七年至今舉辦的

八個國際競圖案例為對象，分析包括概念的來源、概念的屬性及概念到形式之間的關係、概念與一致性及正當性之間的關係。試圖從分析過程中了解建築師們如何對台灣的空間下定義，觀察建築師們對於台灣文化的議題思考及操作過程。這將有助於我們深化將抽象的文化議題轉化到空間的操作過程，並對地域性建築有更進一步的思考。透過綜合分析的結果得知：(1)八個設計概念中，地域性及非地域性各占一半，地域性概念主要和台灣夜市文化元素及台灣自然環境有關，非地域性概念主要是從都市設計的角度切入設計。與二零零七年以前的競圖相比，出現較多的地域性概念。(2)具象概念多為回應造型上的議題，抽象概念多為表達對都市設計的看法。建築形式常透過台

灣自然環境或植物來轉化。(3)概念大多表現於公共空間的操作。(4)建築師們透過設計手法的突破創造出新機能空間者為多。(5)除了台南美術館在量體上的次概念無法回應一致性，多數案例皆能回應一致性；除了台北藝術中心是透過論述來說明與周遭環境的關係，多數案例皆能回應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