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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奇案

為了解決和美免費法律諮詢的問題，作者（美）彼得·薩伯 這樣論述：

洞穴探險者案是美國法理學家富勒於1949年發表的假想公案：五名探險者受困洞穴，為生存“不得不”分食其中一人，被抽籤選中的是最初提出該建議、卻在實施前反悔的威特莫爾。最終獲救的四人以殺人罪被起訴，並被初審法庭判處絞刑。——他們是否犯有謀殺罪？富勒虛構了上訴法庭五位大法官的意見，將當時各個法哲學流派的觀點納入其中。 1998年，薩伯續寫了有關此案的九個新觀點，又將20世紀法哲學的新發展引入討論。富勒的案例設計精巧，為論證的多向發展提供了可能，因此得以成為各種觀點交戰的場地。案例本身，連同虛構的法官陳詞由此成為法學初學者探討重要法律原則的必讀文本，本書同時也作為激發思辨的優秀通

識教育讀本而備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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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接種受害救濟與藥害救濟之研究

為了解決和美免費法律諮詢的問題，作者支伯生 這樣論述：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制度與藥害救濟制度於我國實務運作已超過20年。二者立法緣由與法制沿革雖有不同，其給付行政之性質與損害救濟之功能則並無二致。由其發展歷程觀察，補償制度之建置固然為行政效能之展現與國家進步之象徵，其具體成效、甚至於指標性個案補償與否之判斷，似仍不免令人遺憾。事實上，給付行政之擴張與發展已成為當代行政法之重要特徵。從社會安全維護之角度觀察，給付行政可發揮風險控制的效果。於今日之風險社會，國家職能與任務的轉變有別於過往，給付行政與國家責任彼此接壤之現象已不足為奇。在國際潮流的推動下，健康權已於我國獲得憲法位階之肯認。健康權之保障與國家責任界線之劃分，勢將成為矚目之焦點，就疫苗與藥品安

全之保障而言，國家所扮演之角色不容忽視。而此等攸關健康權保障之重要課題，國家每需於多方利益重疊交錯甚而相互對立的複雜情境中，兼顧公益與私益之平衡，此亦行政法學調控機制之重要任務。本文認為，預防接種受害與藥害之發生，雖為風險選擇下難以全然避免之偶然，國家難以脫免其責。而基於結果責任之損失補償制度，既有助於受害者之損失填補，亦有助於疫苗與藥品供應方及受害者間之紛爭解決，並可避免行政機關因憚於國賠責任，反而怯於行事，造成有礙醫藥發展而損及社會公益的結果。有鑒於此，預防接種受害救濟與藥害救濟制度二者之制度整備，應從合憲性與合法性之多重角度審視，以賦予其更積極之時代意義。本文亦將從健康權之發展與保障談起

，就預防接種受害救濟與藥害救濟制度二者之改革提出建言，以完備其法規制度建立之本旨與目標。

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時窮節乃現

為了解決和美免費法律諮詢的問題，作者程騫 這樣論述：

　　近年來，海峽兩岸皆對律師典範與制度發展分作宏觀的疏理。台灣代表作是2005年5月出版的《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此書指出台灣律師制度的兩 條軌跡，一為日治時期律師制度建立(葉清耀律師與蔡式穀律師為中心人物)，二為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歷經長期戒嚴的萎縮與解嚴後(1987年起)的蓬勃發 展(林敏生律師與陳傳岳律師為中心人物)。 　　 　　程騫博士撰寫的《時窮節乃現－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可謂是中國大陸有關律師制度發展 的力作之一。不衹在中國大陸勢將興起傳誦的熱潮，對台灣讀者也是一本可讀性頗高的好書。本書文筆流暢，敘事完整，對民國律師的介紹引經據典，深入淺出，是 一部有關

律師風雲人物的傳記文學，也對律師自治等議題有所探討。 　　 　　本書從華人律師鼻祖伍延芳與中華民國第1號律師曹汝霖開頭，中間 伴隨精彩的言論自由案件與政治爭議案件，娓娓道來林百架律師為《民國日報》、章士釗律師為《陳獨秀危害民國案》、張耀曾等律師為《七君子案》辯護的始末。 章士釗大律師以嚴格區分言論與行為，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等理論為政治立場不同的好友陳獨秀辯護，被東吳大學法學系選入教材。上述案件對民國憲政的發展與 律師實踐公理正義，皆係一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 　　 　　本書亦介紹五四運動中，劉崇佑律師如何為學生周恩來等辯護，工運律師施洋為漢口 罷工案被捕而從容就義的事蹟；培養司法官聞名的朝陽

大學創辦人江庸律師代理案件，興辦教育與領導律師界的經過；民國時期律師組織以上海律師公會為中心，其 領導人物陳霆銳律師推動撤銷領事裁判權，為會員伸冤、維護律師權利、促進司法公正與建立法律扶助制度，此在今日仍為海峽兩岸律師繼續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 而陳律師除在律師界執牛耳外，其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皆任教東吳大學法學院，春風教化，惠澤學子。另一綻放異彩的為吳經熊律師，吳律師學貫中西，任教各大法學 院，師友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德國法哲學家施塔姆勒與美國證據法學者魏格莫，著作等身，聲譽卓越，其擔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推事時，表現司法獨 立，為時人所稱讚。吳氏後入政界，擔任立法委員，為南京國民政府《五五

憲章》起草人，誠為法律人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表率。 　　 　　另外，第一女律師鄭毓秀(魏道明之妻)、引發律師界集體抗爭的羅文幹律師，為政治案件辯護的吳凱聲律師、民盟中倡議立憲的沈鈞儒律師與為女權發聲的史良律師，皆有大書特書的一頁。 　　 　 　除了對個別律師的行誼為翔實的介紹，本書末三章亦分對律師公會自治、律師收入及律師業務發展之道加以析述。就律師公會自治言，伍庭芳等人師法西方律師公 會自治傳統，建立民主原則的公會，排除國家管控，防止政黨滲透，並以在野法曹自我定位，維護法治與正義。就律師收入言，公會決定最高限額的公費，律師收入 較法官或一般公務員月入高。就律師業務發展言，則強調辦案口碑與人脈

關係，亦有以報紙廣告宣傳者，但律師公會禁止掮客與包攬訴訟的作法。此就今日兩岸律師 制度等相關規章與倫理規範，亦是應加實踐的目標。 　　 　　程騫博士在本書所介紹的律師風流人物嗣後在海峽兩岸紛在律師界、司法界與學術界各占鰲頭，相關制度亦不因其敘述舊事而失其新意。撫古思今，可謂其命維新。 　　 　 　我們這個國家，至少在兩千多年前，就有法律，有訴訟，可以開庭打官司。但是，卻一直沒有，也不可以有律師。所謂的訴訟，無非是原被兩造，在官老爺面前， 在兩旁皂隸的虎視眈眈之下，各自陳訴自己的理由或者冤屈。然後聽從青天大老爺的發落。如果不服，屁股上先嚐嚐水火棍的滋味。至於現在電影電視上講得神乎其 神的訟師，其

實根本就沒這種職業。被人稱為訟師的，頂多是兼職。而且不能公開露面，老實的，不過代寫訴狀，刁蠻的，則可以給想打官司的人背後出點餿主意。 這樣的人，一旦被官府鎖定，必遭嚴懲。因為，在那個時代，包攬訟詞，挑撥訴訟者，就是訟棍，這樣的訟棍，歷朝歷代，都是要嚴厲打擊的，輕則流放，重則殺 頭。在一個以非訟為道德的社會裡，所謂的訟師，不僅挑戰官府權威，道德上就不正確。 　　 　　中國的土地上，第一次有律師，已經是民國了。 清末新政的司法改革，力度很大，但畢竟時間太短了。獨立的司法審判體系，對多數地方而言，僅僅在紙上。刑事和民事訴訟法的確立，也僅僅在發達地區做到了原 被兩造平等地應訴。鄉紳沒法像過去那樣，拿自

己一個名刺，就把欠租的佃戶送官。律師制度，只能等到民國才問世。中國歷史上第一號的律師證，給了曾經在清末 做過外務部左侍郎的曹汝霖。這位在五四運動中，被罵成大漢奸的人，在日本學的是政治。但是，清末新政期間，他卻參與過憲政編查館的工作，翻譯過日本和德國 的法典，也參與制訂了好些中國的新法典。進入民國，一時間不想做官，當律師，也合乎身份。 　　 　　清末的外務部，位列各部之首，一個副部長做了律師，很給律師長臉。以他在官場和司法界的人脈，沒有官司打不贏的。每次庭審，只要他出席，旁聽的法律學生烏泱烏泱的。出了北京，老百姓找他打官司的人跪了一地。用他的話說，人們是把他當八府巡按了。 　　 　 　曹汝霖的律

師生涯不長，很快就復出做官去了。真正領風騷的，是上海律師公會的律師們。做過民國司法總長和代總理的張耀曾，是這個公會的成員，同樣做過司 法總長的章士釗也是。而且，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時、張志讓這些民國響噹噹的大名人，都是上海的大律師。其中沈鈞儒，清末中過進士。 　　 　 　國民黨當家之後，中國的司法改革，有所倒退。以黨代政的立法院制訂的《暫行反革命治罪法》，以及稍後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開了民國以言治罪的先 河。大批的政治犯，就是在這兩個臨時法律之下，被定罪入獄。好多共產黨人，也就是依照這種法律，被定罪，甚至丟了性命。幸好，那時的上海，還有租界，租界 有中外合審的會審公廨。那時由於律師

們的努力，好些革命者，就是在這裡，被無罪釋放了。 　　 　　當然，1932年被捕的前中共的總書記陳 獨秀沒有這麼幸運。此時的他，已經被他的黨和共產國際所拋棄。但是，一根筋的他卻依然堅持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主張，憑藉他那個托派小組織，展開活動。 被捕之後，貧病交加的陳獨秀，當然沒有錢請律師。但是，他昔日的好友章士釗律師，卻自願免費為他辯護。當年章士釗在江蘇高等法院上，為陳獨秀所做的辯護 詞，已經載入史冊了，問世不久，就成了著名的東吳大學法學院的輔助教材。看當時報紙記錄的庭審狀況，法官們簡直被章大律師弄得張口結舌，狼狽不堪。儘管， 章士釗的辯論，陳獨秀並不買帳。 　　 　　同樣難堪的法庭庭審，還

有1936年的“七君子案”，法官在如此強勢的律師面前，簡直就是遭罪。 甚至，1946年，南京高等法院審理漢奸案，也遭遇這樣的尷尬。原本法官們覺得審判漢奸，民眾一定擁戴，所以，特別在朝天門廣場直播。沒想到，由於國民黨 抗戰勝利後，一系列倒行逆施，大失民心，同時，也由於律師們精彩的駁辯，旁聽席上，直播的廣場上，竟然出現了一邊倒——一邊倒向漢奸被告的現象。 　　 　 　然而，不管怎樣尷尬，怎麼難堪。律師們沒有受到刁難，也沒有人想起會把他們驅逐出庭。包括此前的取證，閱卷，會見當事人，都沒有任何問題。儘管民國的立 法機構，炮製了若干完全有違《中華民國約法》精神的臨時法律，作為訓政時期限制個人權利的利器，

但是，從清末傳下來的司法改革成果，卻也沒有被廢止。至 少，律師們能幹活，而且能把活兒幹得相當好。他們中的好多人，過得也相當滋潤，還成了這個國家一等一的大名人。 　　 　　從清末司法改革算起，中國的司法改革，已經走了一個多世紀的路，讓我這個外行沒有想到的是，律師有的時候，居然還是妾身未明。影視劇視他們為訟師，他們自己有時也自稱“大狀”，民國律師的風光，也許不足以點醒人們，但至少會給我們提供一些耐人尋味的故事。 　　 　　本書書成，作者和編輯，命我這個外行作序，盛情難卻，狗尾續貂。於是有了上述的文字。 　　 　　

韓國經濟發展與國際競爭力:財閥的角色

為了解決和美免費法律諮詢的問題，作者陳媁玲 這樣論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南韓在前遭到韓戰的摧殘下，國內殘破不堪，國家百廢待舉。然而，1961年朴正熙執政後，南韓在短期內快速完成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1970年更躍身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其中，最大的功臣即是政府刻意培養的財閥，長久以來，南韓的國家運作模式，以仰賴政府與財閥互相幫助及各取所需的運作。然而，歷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南韓財閥的角色已不再是經濟發展的功臣，反而是負面形象的代表，經濟亮眼成績的背後，同樣也顯示積壓已久的問題，導致國內民眾的不平衡。有鑑於此，本研究以政治與經濟的運作模式為研究途徑，研究南韓經濟成長的因素，進一步探討南韓財閥的存在與影響。首先，本研究架構南韓經濟歷程

、產業發展、國家競爭力；接者，探討南韓財閥的發展歷程、特色與組織、南韓的政治與經濟的運作模式；最後，運用三星集團為案例，連結上述研究內容，探討南韓財閥與國家整體發展的關係，並為研究成果提供結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