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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臺灣沉睡的左派：臺灣民眾政黨傾向的調查研究

為了解決哪些是公訴罪的問題，作者楊凱植 這樣論述：

　　在當代民主國家之中，主要政黨往往在政治意識形態光譜上是一左一右，有較站在資本家一方，並以族群認同、民族主義為主要號召的右派政黨，與站在勞工一方，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為依歸的左派政黨，但這個現象在台灣卻不存在。「台灣根本沒有左派！」，是許多長年投身勞工運動者的感慨，左派的政治語言只在選舉時被當作口號，但選舉完之後勞工的權益仍繼續被漠視。2016年大選後，關於勞工工作時間與休假的「一例一休」爭議，尤其可謂是寫照。勝選執政的民進黨長期以來被認為站在勞工這一邊，但首次完全執政後卻在這個直接攸關勞工權益的議題上，背離了他長期以來的支持者。這樣的做法並沒有引起如同2014年太陽花學運一般的大規模抗爭活動

，似乎顯示廣大的勞工仍默許民進黨這樣的行為。甚至，其他泛綠政黨在這些攸關勞工權益的議題上也是迴避閃爍，並未與民進黨有所區隔。究竟，長年支持民進黨與其他泛綠政黨的勞工群眾，是否會因此而變其政黨傾向，轉而支持真正的左派政黨？還是說仍然會在台灣人挺台灣人的右派語言下，繼續含淚投票給民進黨與其他泛綠政黨？對此，本研究主張，透過問卷的引導與提醒，可以喚醒台灣沉睡的左派，改變他們的政黨偏好；至於無論如何仍不改其志，自願犧牲自己身為勞工的權益的民進黨與泛綠政黨死忠支持者，則是有強烈台灣認同者。

控制性侵害

為了解決哪些是公訴罪的問題，作者張蕙蘭 這樣論述：

2001年，連續性侵害犯楊姓受刑人考上台大社會系社會工作組，引發了「強制治療是否有效」、「再犯危險該如何評估」等爭議，顯示了「性侵害」這個問題在2001年的台灣社會，已經被認為是一個必須透過法律手段，從不同專業加以控制的問題。本研究認為，要理解連續性侵害犯的假釋案何以在這樣的時間點成為輿論的焦點，必須進一步探究其深層的歷史與社會因素。據此，本研究提出了三個傅柯式的提問：一、為什麼台灣社會在這個特定的時間點，開始意識到需要積極的「控制」性侵害犯罪？這樣的論述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二、在這個過程中，哪些團體參與了論述競爭、進而取得了論述的主導權？為什麼這些論述能夠取得主導權？這些論述又分別代表了哪

些知識體系的觀點？而這些針對性侵害案件的修法過程，又逐步讓哪些專業論述在這個過程中取得了進入司法程序的合法性？三、不同行動者的認知、詮釋的差異，以及不同行動者在控制結構中的位置，將使行動者如何進行「控制」的實作？不同行動者之間是否互相衝突？「控制」的效果究竟如何？　　針對第一個問題，本研究發現，性侵害的相關立法與台灣婦女運動的歷史脈絡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特定婦女團體透過論述的生產重新建構性侵害的概念內涵，並且「再發現」了性侵害的嚴重性及立法予以控制的急迫性，並結合了重大社會案件的歷史偶然，才促成了多項法案的制定及修正。針對第二個問題，本研究勾勒出在「保護被害人」、「追訴加害人」、「治療加害人」三

條軸線上，不同專業群體如何各自建立起控制性侵害的正當性，而這些正當性又如何建立在偶然性與斷裂性之上。最後，在性侵害控制的實踐層次上，透過田野訪談的資料，本研究發現在性侵害控制的實作裡，不同專業體系之間出現權力的相互對抗、彼此抵銷的狀況，使「控制性侵害」出現了諸多非預期性後果──偏重的刑度使院檢體系對證據的要求趨嚴，追訴性侵害更為困難；為了保護被害人而推動的減少重複陳述方案不僅未能有效減少陳述次數，更削減了社工的職能；最後，性侵害加害人的極端醫療化，更使精神醫療在控制體系中的專業權力大幅擴張，相對地削弱了司法體系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