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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詩魂 孟浪詩全集

為了解決土地 丈量的問題，作者孟浪 這樣論述：

　　中國當代詩人、華語思想文化圈重要的文學編輯與獨立出版家孟浪先生，於2018年12月12日因肺癌在香港沙田醫院逝世，享年五十七歲。 　　孟浪的詩在中國現代詩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位置，然而孟浪選擇了流亡，多年分別居住在美國、香港和台灣，並用詩歌紀錄和回應世界與時代，以出版醒世立言，可惜事功尚未完成就與世長辭，為了讓他的詩歌繼續流傳，《孟浪詩全集》於焉產生。 　　一生中，孟浪寫詩近兩萬行。其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萬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五千行，二十一世紀頭十年寫了三千多行，生命最後的八年則寫了一千多行。 　　本套全集共分三卷，亦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卷》、《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卷》、

《二十一世紀卷》，分別收錄了自由靈魂詩人孟浪在不同時間點所創作的詩作。 　　作為一位縱貫三十多年的詩歌寫作者，孟浪一生清苦、奔波。他素然地把冰與火集於一身。幾十年順從於命運，漂泊的生存，淡漠的寫作……他內心的火焰總是以苛刻的角度噴放。他善對友人，熱衷詩歌江湖，而溫和的孟浪藏著一顆嫉惡如仇的心，如一隻絲毫不妥協與退讓的反抗雄獅。在中國當代詩人中，沒有誰能像孟浪這樣以「命+詩」的方式死死地追逐著自由。他的生命元素一個是單純，一個是堅定！他的詩歌美學，一是乾淨，二是鋒利！像一首凌厲、兇狠、鼓點般的進行曲，孟浪生存的歌詞句句是自由，伴之步步譜曲的詩的旋律也是自由！ 名人推薦 　　徐敬亞 　　詩人

∕文學評論家 　　楊小彬 　　詩人∕學者 　　黃燦然 　　詩人∕翻譯家 　　黃粱 　　詩人∕評論家 　　朵漁 　　詩人

土地 丈量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

為了解決土地 丈量的問題，作者許玉欣 這樣論述：

鯨豚在現今作為海洋生態的指標生物，但除此之外，臺灣為一擁有豐富鯨豚生態的海島，在島嶼歷史中，人們對鯨豚的認識、互動與利用，同樣能作為海洋文化與觀念的展現。本論文欲於近代臺灣海洋史中加入非人動物的視角，檢視鯨豚在近代初期、日治時期與戰後的歷史脈絡下，所反映而出的傳說、利用與保育三種面貌，並以此透視長時間下，鯨豚、海洋觀念上的變化與意義。在日治時期以前，臺灣並無發展出商業性的捕鯨活動，不過作為一個海島，與鯨豚的相遇早在荷治時期，就已悄悄反映在鯨油貿易蹤跡當中。而至19世紀開始，地方志、遊記以及在臺西方人的紀錄中出現鯨豚的身影，並有如漢人對鄭成功與大鯨的傳說想像，以及原住民族中的鯨豚傳說，再再反映

了人們對巨大而神祕的鯨豚印象，以及寄託於鯨豚的海洋情懷。日治時期，隨著日本母國捕鯨文化與技術的帶入，臺灣的鯨豚資源被有計劃的調查與捕撈。自1913年起，南灣（大板埒）開展捕鯨業，鯨豚被視為經濟性動物，直至1943年，大板埒捕鯨結束，總共捕獲多達800頭的鯨豚。日本母國的捕鯨文化和技術，影響了臺灣對鯨豚與海洋的觀念，鯨豚成為可以大量捕撈的商業海洋資源，更從中可見捕鯨業與日本的關係，呈現高度仰賴母國的日本內地人漁業性質；再者，在大量被捕撈的座頭鯨數量中，也反映了臺灣的海洋生態史。戰後臺灣在漁業增產、地方經濟利益下，重新恢復捕鯨業，並持續將鯨豚作為經濟性動物來利用，分別在1950年代與1970年代開

展，前者為位於香蕉灣的沿海捕鯨、後者則進行遠洋工船式捕鯨。1980年代，隨著保育觀念以及美國壓力影響下，臺灣政府於1981年公布停止商業捕鯨，但直至1990年澎湖沙港事件後，鯨豚才正式納入保育法令當中。1990年代，在鯨豚保育觀念的開展，以及對本土的關懷下，鯨豚書寫興起，同時鯨豚成為了海洋國家的象徵，代表著保育與本土的觀念，重新定義了鯨豚對人、以及臺灣島嶼的意義。17世紀的鯨油、以及19世紀開始直至1990年代末之間，鯨豚在臺灣島嶼上的變化，作為檢視海洋生態與海洋觀念歷程的意義，與此同時，更反映了島嶼複雜而多元的海洋與海洋文化史脈絡。最後，從臺灣島上的鯨豚歷史，吾人也可再思臺灣與海洋、環境的關

係。

聆聽樹木的聲音：台灣最專業的女樹木醫師，從風土歷史、景觀安排、修剪維護、綠化危機與都市微氣候，帶你找尋行道樹的自然力量，思考樹木與人和土地的連結

為了解決土地 丈量的問題，作者詹鳳春 這樣論述：

台灣專業女樹木醫師 多年實務經驗的樹木養護之書 首度完善講述台灣行道樹的溯源，發展與維護， 以及如何保育修護、環境氣候等重重因素交疊之下， 所造成的當前所需著眼的重點問題 樹木醫師的樹語錄— 「有時你挖開土壤，看到兩棵樹在地面上好像互不相干，但根系之間可以靠著一種特殊的菌根，傳遞水分和養分。」 「當你碰觸到葉的表面，它們都會感覺得到，植物也喜歡有人偶爾去摸摸它，和它說話，會刺激它們分泌激素，因而長得更好。」 古碧玲／《上下游副刊》總編輯 胖胖樹王瑞閔／金鼎獎科普作家 洪廣冀／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眼底城事 彭文惠／中原大學地景建築學系副教授 蔣竹山／中央大學歷史所副

教授 蔡思薇／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 謝俊民／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副教授 ——愛樹推薦（按姓名筆畫排序） 「《聆聽樹木的聲音》一書首度深入談論行道樹歷史起源、發展與維護，還有都市環境、氣候等交疊造成行道樹生長種種的問題，不單單只是介紹行道樹種名稱或者樹病症狀。是一本非常難得的文史與實用兼具的科普書籍。」摘自蔡惠卿／《大自然》雜誌前總編輯——專文推薦 ▲跨越時空的台灣行道樹追溯紀行 爬梳中國、日本、台灣三地的行道樹歷史，再敘述歐美行道樹安排概念如何輸入至東方，並間接薰染了台灣的道路景觀。 ▲致力於「適地適木」，注重風土照護 都市行道樹栽植不同於自然地生長的樹木，須注意都市微氣候、

土壤、日照、風等環境因子，才種下合適的樹種，而非一窩蜂只為了方便或觀賞，種植流行樹種。 ▲豐富動人的老樹醫案，以自然治療法細心照顧 雲林罹患樹癌的大樟樹、飽受簇葉病侵襲的阿里山染井吉野櫻、大溪受困於小蠹蟲、白蟻的八十歲楓香等，傳遞重視生態環境，不濫用農藥的概念，借用大自然之力或疏導方式來照護病樹。 樹木是宇宙的軸線，連結天與地，也是神的通道 那麼，和我們近距離相處的行道樹呢，是否曾經好好被注視？ 何謂行道樹？指的是道路旁、水岸邊或堤防，為了區別土地界線，條列種植，並以同一樹種、同樣型態等間隔植栽的喬木群，多數是用來提供道路空間舒適與提升景觀綠化率。近年來因暖化， 還具備道路降溫及吸收二氧

化碳等效益機能。 近代台灣行道樹的思想發展，始於日本博物學家田代安定的導入。在此處，由行道樹的歷史娓娓訴來，並將與台灣行道樹展開脈絡最相關的兩地——中國、日本，一起串連細數從頭，其中又有歐美的都市計畫概念交替浸染，深深影響了台灣道路的規畫與風貌——受到二十世紀初城市美化運動的風潮薰陶，西風東漸，台灣也隨之引進「公園道」這一項道路策畫的概念，像是在台北市仁愛路、敦化北路等路段，即可見到效仿巴黎香榭麗舍大道的林蔭大道；其他還有如擁有「東方小巴黎」美名的東三線，即為今日台北市的中山南路。有成功就有失敗的道路計畫，都為台灣帶來了不同的樹木栽植啟發與參考。 本書更密切探詢行道樹的生存與抉擇，這同樣是

當前行道樹的核心議題，其中牽涉到的是樹種挑選與景觀安排，若能扣合適地適木的原則，亦即理解環境後再選擇如何栽種，則可以更妥貼照顧好每一棵樹。樹無法自由來去搬遷己身，因此土壤、日照與風量等風土環境要素缺一不可；隨著環境保護意識高漲，維護與管理更是為了確保綠化系統的完整與永續傳遞，此間每一處環節皆關乎著被種下土地裡的每一棵樹能否安穩居住，並且好好地生長，成為百年大樹、千年巨木。 作者以冷靜且慈悲的溫柔筆觸，從生長空間、種植問題與對策、根系伸展、景觀問題、植栽設計到修剪技巧，搭配具體的治療案例，全面性梳理與詮釋台灣行道樹，並懷著崇敬謙卑的心，靜靜聆聽來自樹木的聲音，感受自然回應與我們的巨大力量。

＝案例摘錄＝ 百歲老樟樹得癌——褐根病 雲林虎尾的百歲樟樹，宛如地方守護神。近年被發現葉片枯黃，初判患有樹癌之稱的「褐根病」，是得靠樹的自身免疫力克服。 此病對樹木極具威脅，當病菌入侵根部組織後，會造成木材組織腐朽，漸而無法吸收土壤中養水分。在台灣，主流是採用土壤薰蒸藥劑診治， 一般成效極低，挽救也機率也並非百分百。 當樹冠枯損時根系早已腐爛、發臭，即使使用任何藥劑也難於恢復原本樹木健全性。只能藉由土壤消毒，清除土壤內的病菌不再蔓延感染至其他樹木是為「預防」手法， 而非「治療」。站在土壤生態學的立場，當土壤消毒而失去了所有土壤生物，頓時成為死土。 老楓香與小蠹蟲 大楓香位於大溪大艽芎古道入

口邊坡處的，近八十歲高齡。 這幾年生長得並不旺盛，擔心因在邊坡重心不穩而傾倒損壞建物。大楓香根系緊抓邊坡土壤，其蔓延的面積，在在感受巨大生命力。 究竟大楓香為何而衰弱呢？考慮安全是必須伐除。但若可以確保安全性也是有其他治療選擇。 第一關卡為樹木外科，清除腐朽部位，再以人工樹皮美化。當進行清除樹幹腐朽部位，接連出現的小蠹蟲、白蟻等不斷登場。由於經過多年，腐朽面積超出預期，間接影響樹體的物理支持力。每當清創面積不斷擴大，感受樹體的苦痛同時也更為憂心。治療團隊協助大楓香根系伸展，將腐朽化為根系是一大挑戰。配合樹冠修剪減輕樹體重量，經過一個月後大楓香枝葉更新，根系也開始生長。  

與「我」相關：共感的形成與實踐

為了解決土地 丈量的問題，作者廖思涵 這樣論述：

2014年台灣因三一八運動而起的「公民」覺醒浪潮、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屏棄依賴於「大台」的決策，而選擇更加去中心的「手足」情感作為相互照應的方式、2020年泰國的運動展現在軍政府政體下以「網路」作為破口的運動意識⋯⋯相較於傳統固定組織動員的形式，現今的社會運動不斷以更寬容的方式，召喚著潛在的參與者。依共感而行動的人們在運動中試驗著最平等的共存方式，不論是各種圍繞在佔領地點週遭的論壇、活動，或是人人都是發起人的「不割蓆」態度，行動的過程即是對於訴求的示範，對外傳播的方式也就不限於傳統媒體，圍觀者能夠透過各形各色的直播看見現場的真實樣貌，「現場」的迫切感得以擴散。然而，現今描述「無政府主義式

的集結」總以「群體、社群、集體、共同體」等名詞表現，但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人們能夠成為共同體？我將這個問題從共感的角度切入，為了更細緻的劃分「複數的人」，同時回到理解運動中最根本且最迷人的問題：這些人是誰？他選擇了什麼？第二章將從我自身對於社會認同的困難開始，數位原住民的成長背景在經歷一連串的轉折中，猶豫著改變社會的過程中究竟需要哪一種「我們」，但理所當然的群體劃分方式——民族、土地、領域認同，卻仍在參與運動的現場、學習藝術的過程、返鄉的火車上衍伸出更多的懷疑。因此，第三章的出發點即為：「究竟在什麼時候，面對社會議題會產生『與我相關』的感覺？而這些感覺究竟是什麼？」我將共感切分成群體感、社群感

、共存感三種角度論析，並以案例陳述「共感」在街頭、社區、社群工作等不同場景中的需求及目的。第四章則是藉楊儒門「白米炸彈客」事件探討「共感」與行動的關係，亦即行動如何撐開人們對於理性、正當性的價值排序，也就是非共識的共感——共存感體現之處。當然，「共感」不僅僅作用在進步的社會運動中，也正是透過其與行動的相互作用，方能觀察至光譜上其他的群體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