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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受僱人執行職務－從盜賣股票事件檢視執行職務之判斷標準

為了解決存摺遺失風險的問題，作者林慶郎 這樣論述：

民法第一八八條之僱用人責任乃「為他人行為而負責」體系中之重要一環，而僱用人責任成立與否，關鍵之處，即在於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判斷。 而「執行職務」概念涉及「僱用人活動自由」及「被害人保護」之衡量，故「執行職務」判斷標準之寬嚴，也顯示出學說及實務在上開利益間之矛盾與掙扎。因此，「觀察角度」之確立，乃概念判斷上之重要問題。 因此，本論文主要以我國學說及實務見解為核心，目的在觀察學說及實務操作之面貌，同時分析其變遷方向，並試圖重新檢視「執行職務」之判斷標準。 就學說之觀察而言，「客觀說」為向來多數學說所採，顯然較為重視「被害人之保護」，但近來學說則提出「內在關連性說」，就判斷標準

而言，較為「限縮」、「從嚴」，故就觀察角度來說，顯然轉為重視「僱用人活動自由」之維護。 而早期實務見解亦以學說之「客觀說」為主，並逐漸透過個案加以擴張，其重視「被害人之保護」之立場，顯然易見！然而，近來因「盜賣股票案」之大量發生，逐漸有「不法行為」標準之提出，就判斷標準而言，也有著「限縮」、「從嚴」之「外表」！ 然而，「內在關連性」之提出，「本質上」係「真正地」限縮了執行職務之範圍，但「不法行為」標準之提出，卻是透過「不法行為即不屬執行職務」之「負面表述」用語，來表達「被害人之正當信賴即屬執行職務」之「正面立場」。從而，近來學說及實務，雖有著「相同」的「外表」，但「本質上」卻有截然

不同的「立場」！ 因此，在最高法院依舊堅持「被害人保護」之立場下，實有必要針對被害人保護之必要性加以區別，從而，在被害人與受僱人、僱用人間，於責任原因事實發生前，即有接觸、往來之關係時，透過該交易接觸關係之過程，使具體被害人就受僱人之職務範圍能有所知悉，從而，判斷標準即應以「具體被害人」於「具體交易接觸之時點」所產生之「實際信賴」為判斷標準；至於被害人與受僱人、僱用人間，並無任何交易接觸關係時，則因具體被害人無「具體信賴」可言，故必須由職司審判之法官，以「抽象第三人」之角度，回溯到「與被害人處於相同情況下」，所「應有之抽象信賴」為標準。 從而，從盜賣股票案例出發，若客戶與營業員、證

券公司間，於責任原因事實發生前，已有某程度之交易接觸關係時，當具體被害人明知營業員並無為客戶保管印章、存摺及代客操作股票買賣之職務，但仍基於個人情誼或圖內線交易、當日沖銷之便，而將印章、存摺交付營業員保管，致股票遭盜賣及股款遭盜領，則就營業員之行為，因具體被害人並無正當、值得保護之信賴可言，營業員之行為即不應認為係執行職務之行為！ 因此，最高法院之見解，就結論上來說，或可接受，然其理由，實不應再繼續使用「不法行為」為標準，而應改採「被害人無值得保護之正當信賴」為由，駁回被害人之請求。反之，若被害人仍有值得保護之信賴時，則仍應堅持其保護被害人之立場，肯認被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裨有助於被害

人保護之目的得以落實，此當為被害人之福祉，亦為吾人所樂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