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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詹素娟所指導 萬育莘的 上帝捷足先登：戰後初期山地管制下的傳教管理（1945-1960） （2020），提出宜蘭縣政府 民政處 處長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山地管制、山地傳教、長老教會、國民形塑、羅馬字。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薛化元所指導 李禎祥的 二二八事件的虐殺與逃亡 （2018），提出因為有 二二八、屠殺、逃亡、肅奸、綏靖、清鄉、奸黨、陳儀、蔣介石、國民黨、台灣人、中日戰爭、國共內戰、以德報怨、南京大屠殺、中國政治文化的重點而找出了 宜蘭縣政府 民政處 處長的解答。
最後網站宜蘭縣長林姿妙新聘一政務官擔任勞工處長 - 葛瑪蘭新聞網則補充：【記者譚杰、趙奇濤／宜蘭報導】 宜蘭縣政府一級主管人事將局部異動，林姿妙內閣新聘一位政務官林文裕擔任勞工處處長，原勞工處處長吳志宏調民政處處 ...
溫暖的記憶，從這裡出發：一青妙的臺灣東海岸
為了解決宜蘭縣政府 民政處 處長 的問題，作者一青妙 這樣論述：
臺日混血作家一青妙繼《我的臺南》後再度啟程 探索寶島東海岸風情，發掘臺灣的另一種面貌 在一青妙的作品中，往往可以發現最純粹的感動。藉由寫作，她不斷探尋、追索自己的家族史，一次又一次以自己的方式貼近這片土地，不僅為家族寫史，更為臺灣這座島嶼留下珍貴的側寫。這一回，在《溫暖的記憶，從這裡出發：一青妙的臺灣東海岸》一書中，一青妙將目光移到了基隆、九份、宜蘭與花東，不僅流連忘返，更要透過圖文並茂的紀錄，和讀者分享當地的一切美好。 在「基隆」這塊與她淵源最深的土地上，一青妙遙想著顏家的昔日風光，占地廣大的中正公園，過去正是她的父親顏惠民的出生地「陋園」，儘管如今已歸政府所有，她仍不禁
在這裡緬懷無比親近的家族往昔。 一青妙為三星蔥餅著迷，而到「宜蘭」羅東鄉體驗蔥農生活，全副武裝練習栽蔥、洗蔥，初嚐所謂的「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又到頭城參加搶孤，感受臺灣民俗慶典的充沛活力與地方特色，「透過搶孤這項祭典活動加深和地方的關係、重新認識在地的歷史」。蘇澳冷泉、冬山河、幾米廣場，這些引人入勝的宜蘭景點也在在有她的身影。 一青妙更重回依稀留存在年少記憶中的太魯閣，憶起過去父親到「花蓮」出差時經常帶回太魯閣的石頭給她，年幼的她不懂得珍惜，及長才發現花蓮的石頭並不僅是一般的石頭，但珍貴之處不在於它們是珊瑚或玉石，而是因為那是父親為她精心挑選的。她還造訪電影《太陽的孩子》的舞
臺豐濱鄉港口村，儘管人口外移又缺少就業機會，導演勒嘎‧舒米與他的母親仍舊留在這裡，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希望未來能夠留給孩子們一些東西」。 此外，一青妙還遠赴「臺東」長濱鄉造訪了腳底按摩的創始者吳若石神父（Fr. Josef Eugster），聽他娓娓細數開發這套健康法的始末，年近八旬的老神父至今仍在教會和他的弟子們一同為鄉民服務。她也重回紅葉少棒隊的故鄉紅葉村，再次追溯這段傳奇的源頭，重溫臺灣棒球史上最輝煌、最熱血的時期，儘管前代凋零、後繼無人，但紅葉少棒隊的歷史就像甜中帶酸的鳳梨，「做為一道『夢想的軌跡』，永遠都是心中難忘的回憶」。 透過一青妙懇切的筆觸與真摯的情感，在地的美好人
情躍然紙上，從未見過的臺灣風情也歷歷在目，她為讀者帶來了又一冊引人入勝的作品，聚焦東臺灣的真、善、美，刻劃內心深刻的感動，透過文字的力量，讓人看見最純粹的臺灣。 名人推薦 基隆市長林右昌：一青妙筆，尋根之旅，基隆風情，盡入眼中。 宜蘭縣代理縣長吳澤成：一青妙筆下的宜蘭在呼喚著您，請來親身體驗這份溫暖的脈動。 花蓮縣長傅崐萁：一青妙，筆生花；洄瀾美，不勝收。 臺東縣長黃健庭：一青妙寫出令人一見傾心、回味無窮的臺東。 ──縣市首長誠摯推薦
上帝捷足先登：戰後初期山地管制下的傳教管理（1945-1960）
為了解決宜蘭縣政府 民政處 處長 的問題，作者萬育莘 這樣論述：
戰後基督宗教在山地快速傳播，在短時間內成為多數原住民族的優勢信仰。社會學及人類學相關研究，多聚焦於原住民族集體改宗與其社會結構與文化體系的關聯，而歷史學研究則試圖探討：為何在1949年，軍事衝突一觸即發，而將山地實施封鎖管制時，仍然開放具外來色彩的基督宗教入山。本論文指出，政府並非在管制時期開放宗教團體入山，而是「維持開放」。因為早自1945年起，教會組織便進入山地傳教，在中央政府遷臺前已經拓展出可觀的教勢。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山地治理首重軍事國防，一旦驅逐教會下山，勢必破壞山地社會的安定，危急保防工作，付出的代價將比監護山地傳教高出許多。進入到1950年代，提升層級的山地警備，經由「對外封
鎖，對內清查」，已能有效控制山地，達成空間的純淨性。在反攻大陸的國策下，政府透過青年組訓、推行國語等，將原住民族形塑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於是，教義上主張使用當地語言傳教的長老教會，便因文字使用問題而遭受官方干預。而隨著軍事對峙威脅降低，國家對於山地的立場，亦從軍事要塞迅速轉為重點開發地區。即便山地管制仍然存在，但在山地政策從國防導向調整為經濟導向後，保防工作已經不具有實質意義。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形塑的教化則持續進行，被限制使用母語的原住民社會出現了語言真空，國語政策衍生的學習困難，更使他們產生族群性自卑。
二二八事件的虐殺與逃亡
為了解決宜蘭縣政府 民政處 處長 的問題，作者李禎祥 這樣論述：
從人權史的視野來看，二二八既是一場大屠殺，也是一波大逃亡，兩者有緊密的因果關係。而屠殺背後，有陳儀當局對二二八危機處理的縝密計畫，以及複雜的政治操作。操作的核心策略，是製造和擴大誤解，除極力誇張本省人的暴行和外省人的災情外，更將當時國軍兩大敵人：日本人與共產黨，嫁接到台灣的抗爭民眾（官方稱為「奸黨」），並燃起中國民族主義的怒火，將國軍對日本人的仇恨，報復到台灣人身上。故國軍在二二八的虐殺手段，處處可見對日軍暴行的模仿。日軍暴行的殘忍、中國政治的險惡、台灣命運的悲哀，這三者緊密扣動的關係，是二二八最重要而深隱的脈絡之一。此種二二八悲劇的強度，直接影響二二八逃亡的廣度。為了躲避殺戮，成千上萬人展
開逃亡，從平地潛隱山區，從島內偷渡島外；墓地糞坑、天花板上、榻榻米下，都有人藏身。當局為了獵捕逃亡者，祭出懸賞、擄人、自首自新、連保連坐、戶口清查等措施；相形之下，逃亡者的應變非常有限。但因為外來政權對台灣比較陌生，仍有許多漏網之魚。除了「有形」的逃亡外，還有「無形」但影響更深遠的「心靈逃亡」：在大屠殺的陰影和白色恐怖的高壓下，兩、三代台灣人自願或被迫噤聲，逃離對二二八的記憶、接觸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