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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系 尹章義所指導 黃種祥的 二二八事件研究史 –以臺灣的相關研究與出版品為中心 （2015），提出岡山農會獎學金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二二八事件、量性分析、葛超智、左翼。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溫振華所指導 蔡承豪的 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 （2008），提出因為有 秈稻、粳稻、稻作技術、農具的重點而找出了 岡山農會獎學金的解答。
二二八事件研究史 –以臺灣的相關研究與出版品為中心
為了解決岡山農會獎學金 的問題，作者黃種祥 這樣論述：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已近七十年。這段期間，臺灣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多次大幅改變；各方對該事件的論述，也不斷因應時局進行調整。歷史事件的詮釋，難免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二二八事件的性質本就爭議性十足，其內容又與族群、省籍問題關係密切，受到各方關注實屬必然。所有與二二八類似的事件都令人感到悲傷，不應發生。從日治時代在三鶯走廊、桃園臺地、雲林等地的屠殺，與林少貓、噍吧哖、霧社等事件，到後來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死亡人數多不下二二八事件，但在近代臺灣卻都未形成重大的政治或社會問題；白色恐怖雖引起不少關注，但明顯依附於二二八事件之下。由此可見，在目前重新建構的臺灣史當中，二二八並不單純是令人悲傷的歷
史事件，亦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操作成份在內。 以研究者的立場來看，二二八事件的史實不可能被重建，畢竟任何當事人都無法全面看見所有真相，甚至不少見證者的證言與口述記錄也是聽來的傳聞。因此，本文透過探究不同時代研究者的意識形態及研究成果，希望略窺史實。 本研究的第一個目標，是進行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著作的目錄整理。總計收錄官方檔案25部、文獻資料彙編16本、事件當事人及其親友的回憶性著作68個單位、當事人及親友的口述訪錄62個單位、事件當時出版品17個單位、官方正式調查報告4份、中央政府機構研究論著36本、地方政府機構研究論著70本、相關專書227本、學術期刊論文209篇、研討會及論文集論文
169篇、學位論文106篇、報章雜誌506個單位、相關文學創作8本，共1521個單位。 第二個目標，是藉量性分析的方法將上述研究著作進行統整，依時序排列，最後進行質性分析。並以此探究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之趨勢、頻率、週期、生態以及模式。統計結果顯示，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無論數量、方向或趨勢，都深受各種外在因素及大環境影響，其中又以政治因素為主。畢竟執政者的政策及立場，能影響的層面既深且廣，非其他因素可比。 第三，本論文也針對相關研究的部分爭議及問題，整理各家的不同看法，略作分析，並提出個人的見解。包括二二八事件之性質及死亡人數爭議、部分史料及口述歷史的可信度問題、二二八研究的史學與政治
及左翼勢力對事件的影響等，希望對後來的研究者能有微薄助益。 口述歷史無疑有許多優點，能由不同角度比對官方檔案及資料，也能以不同立場來理解與認知當時狀況；但缺點同樣不少，受訪者所知難免片面、局部、主觀，又可能受個人因素及環境氛圍影響，史料價值較低。由陳英泰的經驗可知，政治受難者集體受訪前已有默契；陳正雄的例子則讓我們知道，訪問者的立場亦影響訪錄之結果。 其他史料的部分，臺灣旅滬同鄉會在事件之初，地位相當重要，不但組成臺胞六團體向媒體發表言論，又與《文匯報》合作召開座談會，在各大媒體宣傳政府的失政與屠殺。但此組織已證實當時在中共地下黨控制下，因此相關言論可信度恐怕不高。葛超智《被出賣的
臺灣》書中的內容，無論對臺灣產業的描述、公務員數量、通貨膨脹的原因，乃至於美國軍官伊文斯的貪汙事件等，都與檔案資料不符，造假以詆毀陳儀政府的內容亦多。誠然，此書並非嚴謹的政府公文，也非學術著作，認真追究其內容真實性意義不大，但此作品影響臺灣極其深遠，令人搖頭。 陳其邁提出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六條之一」修正案，要對企圖否認或粉飾「現今二二八論述」，而傷害受難家屬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以為，在不影響自身利益的情況下，人們多會同情弱勢的一方。二二八受難家屬們的遭遇確實令人心痛而感同身受，但若因此將其作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似乎又太過；為了保護他們的心靈不受傷害，而要立法封殺所有
不同看法的言論，以及立場相異的學術研究，恐怕適得其反。 近來的研究，多認同中共地下黨及臺共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並無直接關係；但真要說事件當中共黨的影響不大，則與眾多檔案及訪錄牴觸。國民政府統治臺灣初期，各種貪污腐敗、施政錯誤，左翼群眾不惜投入反對暴政的行列，包括中部的二七部隊、臺北的學生起義與南部的民主自治聯軍都與左翼有關。比起見風使舵、觀望局勢的騎牆派勝過許多。但也因為始終站在反抗的第一線上，遭遇最多的壓迫與傷害。現今的二二八研究擔心模糊焦點，也怕觸碰到受難家屬的傷口，多有顧忌，連官方論述也很少論及這一塊。 歷史事件本來就不應該只有一個面相，由立場不同的人來看，事件自然有不同的定位
。無論如何，以研究者的立場，不應將事件預設為善良與邪惡的對立，或是好人對抗壞人。一如《悲劇性的開端》所提：「我們相信讀者在認真思考導致此一事變錯綜複雜的因素時，不會將它視為一場好人對抗惡棍的殊死戰，而應視為一樁悲劇性的事故。」
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
為了解決岡山農會獎學金 的問題，作者蔡承豪 這樣論述：
技術（technology），是人類改變或控制客觀環境時所創造、使用的各種手段或活動。而技術的創新與變革需有相應的物質水準及人文環境，故技術可說是一個社會物質生活水準的最佳評判標準，也是辨識族群文化特徵的主要象徵。世界三大糧食作物之一的水稻，長期以來是臺灣最重要的作物，對該項產業進行貫時性的觀察分析，除可探究其內部技術變遷的歷程，更可作為其背後臺灣人文社會景況的最佳例證。 臺灣擁有原生稻種，在史前時期並曾有多種稻種被引入用於耕作，使臺灣的稻作經營初始便呈現多元化的樣貌。史前人運用各式器具從事稻耕，並已有選種的行為，顯示對特定品種的追求。至有文字記載的原住民時期，原住民採取順應自然條件的
粗放耕作方式，搭配鋤農業型態的農具及以糯稻為中心的耐旱品種，進行一年一穫的稻作經營。而各地平埔族經營方式的差異，則大體呈現某種地域的分化性。 自17世紀前期開始，隨著具中國南方精耕細作稻耕知識體系的漢人大量移墾，攜來犁農業體系的農具及牛隻獸力，使臺灣稻作經營轉向精耕細作化。在18世紀中葉之前，由於相關建設仍未完備，加以拓墾地區係以南部為主，在自然環境的限制下係以晚稻為中心的一年一穫經營為主，但育苗、插秧、中耕管理、收穫等稻耕體系則隨著漢人的人數優勢而成為臺灣最主要的稻耕技術。至18世紀中葉，在外銷市場的大量需求下，稻作經營逐漸走向一年二穫。而為因應各地環境的差異，農民選取上千種品種因應，
並發展出澁仔法、滲仔法、單季栽培法、直播法、乾播法等耕作安排。加上隨著長期與土地的互動而發展出農諺等在地農業知識，在品種運用、農耕技術、農業知識之間，漢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具在地特色的在來農法體系。 在20世紀初，日本在明治年間以良種、集約、多肥為中心的稻作革新技術被引入臺灣。由於臺灣原有稻作技術已甚發達，故稻作改革主要集於栽培技術與品種限定，透過農事、行政、警察體系的動員下強制嵌入在來農法中。而良種改革在初期因日本稻種無法適應的情況下，係以限定在來米品種而展開；多肥則因在來米種的特性，僅能以獎勵綠肥、堆肥等有機肥料為主，顯示國家的強制介入仍須因應現地的情況。至1920年代後期，隨著國家力量
的推動與市場誘因下觸發的蓬萊米種擴張，臺灣稻種趨向單一化。而為增加對自然適應力較弱，卻適應日本人口感的蓬萊米之產量，農政單位並更積極推動如消毒、正條密植、拔稗、電氣化除蟲、動力化灌溉等集約措施，農人也必須修改農時因應。而對肥效反應性高的米種的出現，多肥農法終可大量推廣。但化學藥劑、化學肥料的採用，則種下日後對環境衝擊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