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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構BOT可行性與法制化問題之研究

為了解決平鎮工業區廠商的問題，作者許豎義 這樣論述：

當前世界各國矯正機構對於刑事犯罪之收容現況，均面臨超額收容及機構內收容人生活環境擁擠之窘境，我國矯正機構收容現況亦是面臨相同之問題。各國對於紓解矯正機構擁擠問題，所採行之作法與措施均不相同，例如，美國除了公營之矯正機構外，尚有民間經營之民營矯正公司，由政府當局依法定程序遴選符合監禁於民應矯正機構之收容人，移轉監禁於民營矯正公司，美國是目前世界上民營矯正機構最為發達的國家，從各州郡到聯邦都有不少受刑人是在民營矯正機構中執行。而日本也有民營(BOT)矯正機構，但其運作方式並非如美國將矯正機構全面的營運皆授權給民間矯正公司，而是採取官方主導、民間輔助的混合型民營方式，兩者的經營模式及意義有相當大的

不同，其背後的意義亦有所差異。我國對於矯正機構民營化這個議題，學界諸多學者及碩博士論文雖也有相當之見解及進行論述評析，惟並未為我國司法矯正實務所青睞。我國司法矯正之主管機關及政府當局為解決矯正機構人犯擁擠、收容人作業收入低微、收容人家庭關係之改善、執行期滿出監後之復歸社會生活及受害者賠償等問題，乃採取相關之措施以為因應，如收容人假釋通過率的提高、刑事替代方案(易服勞役、罰金刑適用範圍的擴大等)、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的推動與執行、受刑人期滿出監的更生保護、矯正機構與就業服務單位合作之工作機會媒合、矯正機構自營作業開發及技訓作業產品的推廣、自主監外作業的宣導與推動及犯罪被害者保護的法令制定等，均是為

了解決我國刑事司法體系所面臨之各類問題。雖然，民營矯正機構的議題在我國尚未受到充分關注，但長期以來，矯正機構超收及其對處遇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一直是實務所面臨的難題，而對於累再犯及重大犯罪的嚴罰化趨勢，又可能使上述問題更加惡化。從各國發展民營矯正機構的歷史來看，民營矯正機構似乎可能作為解決超收問題的一個選項而受到討論。雖然興建新的矯正機構是解決監禁人口擁擠問題最有效的方式，惟鑒於各國政府財政資源的短缺，社會公共服務項目需求的增加，要利用興建新的矯正機構來解決矯正機構實務上所面臨的問題，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國亦面臨相同之問題，然我國法務部於106年所推行實施自主監外作業的新政策，其主要之目的

乃在於讓即將期滿的受刑人，於出獄前即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與收入，以期將來出監後能順利與社會接軌，進而復歸社會適於生活。理論上，出獄後有了穩定的工作，再加上強有力的家庭支持，應該可以強化其自力更生的信念，降低其再犯的風險。不過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即便是經過精挑細選，但還是有些受刑人可能無法接受社會的異樣眼光或抗拒社會紙醉金迷的誘惑，而脫逃不返監，然其係為必然會存在的政策風險。例如106年8月初就有一位日間外出到土城工業區擔任總務工作的女性受刑人，因受不了同事異樣眼光，落跑回夫家的案例。該案例雖是推動自主監外作業脫逃的第一個，但可以預期的，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對此，法務部矯正署以及機關首長應該抱持「再好

的政策，也會有壞的風險」的態度，畢竟該政策係屬一個非常值得肯定認許的良好政策，當有發生脫逃不返監或在外從事開趴娛樂之事件發生時，應加強論述並與外界說明和溝通，切不可因偶一案例的發生而投鼠忌器。就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而言，公共基礎建設是提昇國民生活水準的最根本動能，亦是吸引國內外廠商進行投資與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之重要關鍵。近年來，各國政府運用民間豐沛資金及專業技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已蔚為潮流。而我國亦自1990年代初期引進促參制度，期能透過民間參與投資來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並提升公共服務品質。本文研究冀望能夠透過修訂我國目前實施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法規，將屬於維護社會治安之基礎設施(矯正機構)納入其

適用範圍，以為未來政府在推動矯正機構BOT時有法可據，並藉由推動矯正機構BOT模式，以期解決矯正機構超額收容、勞作收入低微、生活環境不佳，以及受害者請求損害賠償等之問題，進而達到「提昇公共服務水準，維護社會安全及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目標。

高雄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空間差異

為了解決平鎮工業區廠商的問題，作者李啟宇 這樣論述：

臺灣邁向高齡社會，民國106年（2017）政府推動長照2.0社區照顧體系，希冀整合自民國94年（2005）在社區推動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以下簡稱：社區關懷據點）。社區關懷據點的政策規劃與推動，中央政府向來居於主導地位，希望全臺採用一致性「一村里一社區關懷據點」的目標推動，建立臺灣內部各村里的社照體系，然而，推動至今的十五年間，全臺22個縣市，卻出現明顯的空間差異（圖1-1-1），各村里社區關懷據點的鋪設數量上也有所差異，甚至在緊鄰的幾個村里之間都沒有設置。以監察院在民國107年（2018）使用的涵蓋率公式，概略地計算各縣市的推動情況，民國109年（2020）七月底，高雄市涵蓋率37％，全臺倒

數第四，六都排名最後。縣市合併後的高雄市幅員廣闊，各地自然環境、老年人口與社會經濟條件差異大，全臺社區關懷據點一致的推動方式，在空間異質性大的高雄市推動時，將會面臨何等狀況？基於上述的疑問，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三：第一，釐清臺灣社區發展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關係；第二，分析高雄市社區關懷據點的空間分布；第三，探究高雄市各地社區關懷據點的運作狀況。研究方法兼具空間計量與質性訪談，先將高雄市330個社區關懷據點的地址，轉換為大地座標，以地理資訊系統（Arcgis10.3），進行空間分析，包括：面量圖比較、近鄰分析、核密度分析與疊圖分析，解析高雄市社區關懷據點的空間分布與影響因子。依照高雄市人口結構、族群

與產業特色，分作四個研究區域（舊市區、淺山丘陵區、原民鄉以及工業區），針對境內社區關懷據點的經營幹部，進行質性深度訪談，探究各地據點運作差異。研究結果如下：第一，有關臺灣社區概念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日治中晚期，由地方民眾自主發起的社會教化組織與改善運動；社區關懷據點的發展，涉及臺灣五十年來社區政策與社區工作的演變。第二，透過空間分析比對高雄市社區關懷據點的空間分布，根據面量圖呈現結果，全臺各縣市或市內38個行政區，涵蓋率與平均服務量能均有空間差異；經由近鄰分析與核密度分析發現，社區關懷據點主要集中於人口稠密的市區；利用疊圖分析發現，高雄市社區關懷據點空間分布的差異是受到「民間團體」與「公共活

動空間」兩因素影響。第三，高雄市各地社區關懷據點的推動狀況有別，透過實地田野調查與社區幹部的質性訪談發現：舊市區缺乏公共活動場地、市區長者對於基礎照顧服務的不感興趣，成為推動阻力；淺山丘陵區不僅缺乏志願人手，還需考量接送長者往返社區關懷據點的額外成本；原民鄉文健站的推動較為盛行，不過站內服務內容的設計，主要參考社區關懷據點與社照C，並未因應原住民長者的生活習慣與文化背景做出調整；工業區內部分社區援引工業廠區回饋金，推動社區發展與工作事項，然而，工業廠區回饋金仰賴里長計畫申報，地方政治勢力的介入，卻增添社區關懷據點經營的不穩定性。當前臺灣社區關懷據點一致的推動方式，似乎沒有因應高雄市區域的異質性

，做出「經費」、「人力資源」與「服務內容組合」的差異策略，政府應該有因地制宜的考量，依照不同的地理條件調整關懷據點推動方式，以健全臺灣與高雄市社區照顧體系的永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