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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代臺灣示諭碑(碣)看清代臺灣庶民社會樣貌

為了解決彰化銀行補摺次數的問題，作者陳安裕 這樣論述：

本文是以清朝時期臺灣各級官府在臺灣本島各地「立碑曉諭」的示諭碑(碣)為研究的主軸，來去探討在清朝官府揭立的示諭碑(碣)背後，當時臺灣底層的庶民社會可能呈現出何種不同的樣貌，並進而明瞭在清朝時代，先民們在臺灣所展現出來的真實生活型態。 而對於這些清朝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示諭碑(碣)，本文主要是採用「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的《臺灣北部碑文集成》與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銀行發行，並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的《臺灣文獻叢刊 第一五一種 臺灣中部碑文集成》以及《臺灣文獻叢刊 第二一八種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上、下)》這三本書中所收錄的清朝時期臺灣本島北、中、南三大區域內，歷年各官府所立碑(

碣)曉諭的「示諭」碑(碣)為研究的對象。至於其它屬性的碑(碣)，則不列入本文中來探討。 因此，根據這三本書中所收錄到的清代臺灣示諭碑(碣)，除了臺灣東部因清朝統治的時間較短，並沒有發現示諭碑(碣)之外，包括臺灣北、中、南三大區域，當時清朝官府共揭立了一百九十七座示諭碑(碣)。 本文試著以橫向「空間」與縱向「時間」這兩大主軸來解釋清朝時期臺灣官府所揭立的這一百九十七座示諭碑(碣)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同時也藉由解讀示諭碑(碣)本身的碑文，更深入地探究當時臺灣庶民活動與社會發展的狀況。 另外，本文利用圖、表的製作與地形影像的呈現，更能清楚地勾勒出清朝時期臺灣北、中、南三大區域的示諭碑

(碣)，是否在時間的延續上或是空間的分布上彼此有所關連，或是受到地形因素的影響，造成了當時庶民社會發展上的衝突與問題，致使清朝官府最後不得不「勒石立碑、曉諭眾民」。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組織文化與執行績效評估之探討

為了解決彰化銀行補摺次數的問題，作者朱文麟 這樣論述：

摘要本論文之研究目的為，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為研究對象，試圖說明「組織文化」與「行政績效」之關係。近來政府單位行政績效革新議題逐漸廣受各方注目，如何增進政府單位職能績效，成為各界關注之議題。現存對於公家單位組織績效表現之研究，多著重制度面之探討。認為透過相關績效獎勵制度的改進與修訂，適度提高經濟性誘因（獎金），即能激發組織成員之工作積極性，創造組織績效。本研究認為，傳統研究不僅預設、也過於強調人類的「經濟理性」，認為人是經濟理性的動物，金錢誘因即能增加組織績效，因而忽略了組織文化層面。研究個案顯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之所以能創造優異之績效表現，不僅是因為「執行績效獎勵金制度」所致，其特有的「

組織文化」更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透過深度訪談研究，我們得知行政執行署同仁共享著以下幾種主要的價值觀：善盡本分的自我要求、對社會正義的追求感、對貧富不均的厭惡感、貢獻國家的使命感、對自我實現的期盼，以及對自我發揮空間的強調。此外，行政執行署內部亦有鼓勵積極工作的組織氣氛。以上種種非制度性的因素，共通交織融合成行政執行署特有的組織文化，而此組織文化對其組織績效的提升，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關鍵字：組織文化、行政績效、經濟理性、執行績效獎勵金制度、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