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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

為了解決影印圖說申請書桃園的問題，作者陳欣慧 這樣論述：

傳統詩社的社員透過共同擁有的象徵符號─「詩」，在許多事件或場合裡，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關係，形成如組織般的權力網絡。故可藉由析解傳統詩社的歷史沿革、文學活動、實踐文化權力的策略，來還原其組成與運作時的多樣符碼。因此，詩社社員是如何取得或敘說自己的文化資本？又將之置於社會關係中，其權力展現的原因與方式為何？而傳統詩社又將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象徵符號與權力滲透的活力？是以，本文除承接學界過去討論傳統詩社議題時，所善用的歷史與文學書寫模式，深刻地梳理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發展歷程與文學表現，更運用布迪厄「場域」理論與之相映照，期望在取鏡於社會學理論之下，觀看詩社社群投資和動員各式資本時，其權力秩序或顯

或隱的變動過程，用以描繪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在文學/文化/社會實踐中，展演「詩」權力網絡的樣態。因之，就本文研究結果而言，主要有七。(一) 已知與未知─桃園地區傳統詩社概況：本文例證桃園地區自清代即有傳統詩社成立的史實，並發現十一個學界未曾深究的詩社個案。然倘若將研究時間軸線延伸於戰後，且將文中所提的未刊詩稿予以專論，對此議題當更有所啟發。(二)承繼與深耕─日治時期的桃園吟社、以文吟社：藉由與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相關之徵詩、課題、擊鉢、瀛桃竹三社聯合會、中壢以文楊梅昭和聯吟、五社聯吟、全島詩人聯吟大會等的探究，可將桃園吟社之所以為北臺灣詩脈的承繼者與以文吟社文化權力深耕之因，做一脈絡性的理

解。(三)簡易與挑戰─「詩」的文化資本的取得與強化：隨著詩社活動的平民化，取得「詩」文化資本的困難度已逐漸降低，想要不斷地累積資本，以便獲取場域中較高位置的競爭力卻隨之增強。是以，擁有「詩」文化資本的生產者，因為詩會文化的日益普及，而使得其中社群的權力關係更為緊張。(四)合謀與競勝─「詩」的象徵資本之於政治、傳媒、文教場域：無論是詩人接受日本政府所賦予的職務、撰寫與政治相關的詩作、或對詩會的涉入、還是參與文教刊物的發行、甚且是詩會活動中伴隨孔教宣講儀式的進行，隱藏在這些與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相應的文化權力實踐，皆強調「詩」象徵資本的重要性。(五)接納與排斥─傳統詩社與日本政府的關係：不宜僅就官方

資料來解讀，應回歸於細繹詩人的生命歷程或思想(如：未刊稿、日記之類的私人文件)，才能如實呈現傳統詩人/詩社看待日本政權的心理本質。(六)名牌與時尚─人們積極擁抱「詩」的象徵資本：除了詩社社群外，不具社員身分的人，也透過提供詩會賞品、贊助詩稿發行等作為，換取進入「詩」權力網絡的機會；也可以發現社員、非社員將自己的事業公告於《詩報》末頁廣告欄的現象。此等更加確立「詩」的象徵資本的確有著文學特質以外，而使人為之風靡的魅力。(七)凝止與流動─若有還無的閩、客傳統詩社疆界：南北桃園傳統詩社在擊鉢吟進行流程、詩題取向方面較無差別；而經由祖籍認同邏輯的催化下，比較明顯的特徵是，北閩南客的社員組成、吟唱的語言

與曲調、及聯吟對象的選擇，尤以最末者所表達族群因素對於傳統詩人網絡的影響，最為清晰。

台灣代書的歷史考察

為了解決影印圖說申請書桃園的問題，作者吳俊瑩 這樣論述：

本文以「代書」作為考察核心，剖析代書在台灣經歷性質相異政權統治下，代書內涵與意義呈現何種轉變，以及代書定著於台灣社會的歷史動因。 今日台灣社會法律事務的分工具有濃厚「日本因素」。日治時期的代書不再單純扮演「代筆」腳色，在「生活法律化」的脈絡下，代書成為國家與人民的對話窗口。代書與台灣人的接觸表現在法院訴訟、土地登記、政府行政規制等面向，由於國家對民間滲透力道日益強大，連帶為代書撐起一片執業空間。代書在日治時期的職業化與專門化，伴隨近代國家腳步而來，也因此在職業建構、自我與社會觀感上，深受國家力量左右。 代書的專業化表現在業務內容緊貼國家法律。1923年以後因日本內地「司法代書人法

」(1935年改稱司法書士法)施行於台灣，導致代書分化為司法與行政代書人。司法代書人的管理、考選交由各地方法院長；行政代書人仍由地方州廳警察進行管理。相較以往警察當局僅要求代書人身分素行，法院更著重從業者的法律專業能力，水準約與法院書記相當。司法代書人不論在人數、地域分布及可親性上，都比辯護士具有優勢，對於近代西方法的傳播，特別是物權概念以及西式法院使用上，影響力不容小覷。由於法院將司法代書人視為輔助司法運作機制之一，調控從業人數，讓司法代書人維持在水準以上，吸引不少台灣人投入此一由國家「法律」所承認的職業，在日治中後期改變了原以日本人為主的職業族群結構。 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其歷史經驗中，

並無相類似於台灣本地的代書脈絡，因此對於代書的認識與需求，仍停留在舊中國的歷史記憶。戰前台灣的代書脈絡，當局先暫以「司法書記」與「土地代書人」保留。但前者在1969年以「疏減訟源」為由遭廢，自此消失在國家法中；後者由廢除轉向接受的歷程中，跌宕起伏，耗費極大社會成本。國家長期對代書採取消極態度，民間仍舊延續日治以來與代書的互動經驗，雖國家法與民間對代書的體認不相重合，但代書在民間所累積的厚實法律生活基礎，終讓原無代書之制中華民國法體制，融入台灣民間社會既有歷史經驗，承認代書的存在意義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