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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王志弘所指導 蘇映塵的 風貌式老街再造的技術政治：以三峽和深坑老街為例 （2013），提出新莊農會中正路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老街、文化資產、修復、技術政治、STS。
而第二篇論文佛光大學 歷史學系 卓克華所指導 賴俊嘉的 羅東震安宮與地方發展 （2011），提出因為有 宜蘭、羅東、震安宮、媽祖、開漳聖王、地方菁英的重點而找出了 新莊農會中正路的解答。
風貌式老街再造的技術政治：以三峽和深坑老街為例
為了解決新莊農會中正路 的問題，作者蘇映塵 這樣論述：
本研究透過新北市政府推動三峽與深坑老街風貌再造成果趨向同質性現象，看到文化治理場域下特定空間樣貌的建構與重塑，牽涉了社會群體的價值利益協商、權力關係運作，以及在國家規範框架下，以專業主義操作的結果；據此，開啟我們採取STS 關注在技術（如機制規範、材料工法、人員組織、知識論述等）與社會互動的角度，考察技術物的政治過程。 分析架構的設計是藉由檢視老街空間生產過程中，修復技術如何作為空間再現的手段，進一步透過「標準規範」、「專業主義」與「修復價值觀」三個面向的生產過程，討論技術的政治過程；此外，我們也關注國家體制運作下，受支配者如何被迫順服或展開調適，在細縫間尋找有利自我的生存空間。 研
究結果發現，在標準程序運作下，系統化、形式化的工程品質，以及層級化的組織管理模式，造成特定且一致的修復結果；其次，修復者間相異的修復價值觀，形成具差異化的修復方式，更塑造出特定的空間秩序；專業者關係網絡建構與同盟協商，涉及各自價值利益之考量，加上專業知識被人為有意識的操作生產，進而影響使用者的生活模式與實質空間型態。 另一方面，人們在面對管制規範下發展出各種迴避的技術，由於支配者在能力上的侷限等因素，受支配者得以暫時擺脫管制框架，藉由調適來生成自我，建構出有別於支配者規範下的空間型態與使用模式；兩者雖然呈現相互制約／牽引的互動關係，但我們卻不能忽略：支配者仍握有支配能力，受支配者的調適行為，
來自他們處在受控制環境下的抵抗與反動。 老街再造的空間生產過程，固然成為不同群體追逐自我價值利益、權力關係的場域，透過技術物的中介操作下實踐其目的，然而，這只是老街作為多重意義競奪空間下，其中一種呈現形式；或許我們仍可以期待老街再造保存作為一面反身之鏡，使我們能夠建構社會／居民主體性與涵納異質文化的公共空間。
羅東震安宮與地方發展
為了解決新莊農會中正路 的問題，作者賴俊嘉 這樣論述：
本文主要以羅東震安宮為核心，由羅東地區的開發、震安宮之創建與修建沿革為主要切入點，參考與羅東地區開發、寺廟與地方開發、震安宮相關之各種地方志書、文獻、專書、報章雜誌、期刊論文、寺廟出版品等，並採用人類學之田野調查方式，實地調查震安宮內之柱、牆、碑、匾、神像、神桌、棟樑等建築構件，並透過地方耆老口述等交互運用，來探討羅東地區的發展、震安宮的沿革，以及震安宮與羅東地區發展的關係。 羅東地區的開發，自嘉慶十七年（1812）噶瑪蘭廳與羅東巡檢司的設置以來，至今已有兩百年的歷史。羅東地區由於可暢溪南地區，以及往溪北地區之交通必經之路，佔有水路與陸路地利之便，尤其清代南門圳的開拓，更帶動了
商業的發展，使羅東地區成為當時貨物與商品的集散地，奠下往後羅東地區由農轉商的基礎。以及日治時期由於太平山林業的興盛，羅東地區成為當時太平山林業加工與轉運之重要城鎮的緣故，因此羅東地區正是由農轉商。歷經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光復後時期長年的開發與經營之後，至今已成為政治、經濟與文化等人文活動匯集處之熱鬧重鎮。 震安宮之所以能夠成為羅東地區，甚至是溪南地區之信仰中心，是由於震安宮位於羅東地區之重要的地段，為當地人們最主要的生活圈，在清代市街發展的過程中，人們難免遭遇生、老、病、死的問題，以及由於臺灣為移民社會，身在異鄉的不安不定，不言而喻，人們為了求精神上的慰藉，以及祈求事業平安，因此宗教信仰
與參與廟會活動，成為他們的精神上的寄託。隨著羅東地區逐漸繁榮，每逢廟會活動時，便會吸引無數香客與信徒的人潮，人潮即商機，因此震安宮周邊也會出現許多與宗教活動相關的產業，甚至連帶食、衣、住、行、娛樂等各種需求的店鋪，並漸漸的形成市集，進一步擴大為商業圈及夜市。再加上羅東地區各項地方產業活動的長年發展，最後震安宮周邊就成為羅東地區最繁榮的經濟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