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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

為了解決王陽明 日本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知識人、知識分子始終是余英時先生筆下最關切的對象。 在中國現代史世局動盪的百年篇章中， 知識人呈現了何種面貌？是否真的改變了自身及其國家的命運？   　　從東漢士族、魏晉士風，到南宋朱熹的歷史世界，再到明清的士商互動，以及王陽明、方以智，還有清代的戴震、章學誠，清末民初的陳寅恪、胡適，余先生累積數十年的學術研究著作，構成了一幅中國知識人的圖譜。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旨在收錄余先生在台灣尚未發表或未收入專書中的學術文章，將原先散落於各處的珠玉合為一輯，是余先生浩瀚如海的著作最重要的「補篇」。   　　書名概念來自余先生獲頒「唐獎」漢學獎時的得獎演說講題「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余先

生不僅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泰斗，更有意識地對中國史研究經歷的重大轉變及自身的研究進行反思，因而總能見前人所未見、在不疑處有疑。   　　現代史篇共分三輯：輯一與輯二聚焦於在中國現代史的巨變之下，清末民初的知識人如何救亡圖存，並擺盪在傳統文化與全盤西化之間；輯三轉而論述政治史，包括兩篇平議張學良的論文及一篇省思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的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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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與文化中的進化觀念──以《台灣日日新報》為觀察核心

為了解決王陽明 日本的問題，作者黃千珊 這樣論述：

達爾文將進化觀念發展成生物學理論。1859 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甫一上市，立刻引起眾人熱烈的討論。達爾文的觀點因迥異於神學而遭受攻擊，結果不僅未曾動搖，許多人更將進化論奉為真理而坦然接受。除了自然科學領域，進化論也在社會與其他領域裡流行開來。進化論從歐美逐漸向全球蔓延，也伴隨著日本的殖民擴張被移植到台灣。政府機關或民間組織在當時利用各種管道使民眾得已接觸與認識進化論。正如《台灣日日新報》一樣，這些管道有助於進化論的普及與傳播，並對台灣社會造成了實質上的影響。與此同時，進化觀念也因進化論而得到了鞏固。進化論的核心概念──生存競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物競天擇──也成為「進化」一詞的延伸語詞

。「進化」一詞不僅融入台灣人的日常話語，它在各種著述中也被一再提起。 進化觀念不僅在進化論的發源地與流行地的歐美是至關重要的，它在亞洲地區的中國、日本也都位居支配地位。誇大其辭的說，中日兩國近代化發展與其對進化觀念的理解與融入程度成正比。台灣向來與中國、日本關係密切，就難以杜絕類似情況的發生。也就有理由懷疑，進化觀念可能影響台灣人的思考模式，也可能形塑了台灣人的價值取向。因循這樣的思路，本文以《台灣日日新報》為觀察核心，探討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與文化中的進化觀念，意在揭示台灣人對進化觀念的吸收與本土化結果。文中敘述達爾文的進化論在台灣主要的傳播途徑；並分析「進化」一詞在《台灣日日新報》的使用情形與

意義變化。其次，探討台灣知識分子對進化觀念所採取的因應態度。分別從「文明」與「社會」的角度，探討台灣知識分子如何對進化觀念進行吸收與轉化，以及觀察他們能否將進化觀念與社會實踐作一連結。最後，藉由李春生的個案，窺探反進化論者的思想傾向。

明代通俗小說的鼎盛：從《三國演義》到《金瓶梅》，從說唱平話到四大奇書的確立

為了解決王陽明 日本的問題，作者石昌渝 這樣論述：

屬於所有人的小說終於迎來盛世， 四大奇書在文壇上發光發熱 　　《三國演義》鎔鑄歷史與小說為一體； 　　《水滸傳》描繪出腐敗官府以及人們的無奈； 　　《西遊記》是社會現實的象徵與變形； 　　《金瓶梅》是血淋淋的人性解剖。 　　│通俗文學的盛世 　　俗之於雅長期被斥為「不入流」；然而，王陽明心學的盛行，透由其「親民傳道」的立論基礎，為士人參與通俗小說創作和評論提供堂堂正正的理由，為通俗小說登上大雅之堂頒發了入場券，使得俗文學也能如《詩經》一般「美風俗」。 　　當士人開始願意動筆創作，題材也在奔放的想像下更加多元化，通俗小說的藝術性突飛猛進，更催生出「四大奇書」，先後在文壇熠熠生輝。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之前的歷史小說，有兩種情況：嚴重脫離史實，或者因貼近歷史而失去情節的可讀性。 　　唯《三國演義》匠心獨具，三分虛構七分真實；史觀以曹魏為正統，以「擁劉反曹」展現作者情志。這樣的「劍走偏鋒」是小說家的權衡，不是歷史家的計量。 　　歷史小說，至此才真正煥發出生命力。 　　│《水滸傳》 　　以「亡命之徒」的故事為表象，透過梁山泊好漢的經歷突顯各人悲劇性的矛盾。一方面不反皇帝，另一方面卻又要聚嘯山林，在傳統忠義與官逼民反間擺盪；這既是宋江的矛盾，也是所有人的矛盾。 　　全書除了側寫出時代醜惡的一面，更是含沙射影的怨懟明代政治環境。 　　│《西遊記》 　　《西遊記》以神魔

世界為基底，但虛幻的神魔世界，卻也是現實的投影。 　　唯利是圖、逐漸淪陷的人世需要被拯救，然而揚言拯救的天上神仙卻腐敗堪比人間：佛祖要求以物易經，天庭玉帝昏庸。 　　神魔的衝突，實為現實生活中的衝突。 　　│《金瓶梅》 　　《金瓶梅》一直以來都因其艷詞綺情被斥為「淫書」；卻不想，此書是將最醜惡的現實剖開呈現，世道就是如此荒淫無度、如此惡劣。蘭陵笑笑生以悲觀筆調寫下社會黑暗與人性醜惡，固然有所偏頗，卻是最有效的當頭棒喝。 本書特色 　　本書從探討明代章回小說的興起為引，爬梳當時社會背景因素以及學說思潮的影響，如何構築、催發出一部部膾炙人口的章回小說作品。全書論及「四大奇書」（《三國演義》、

《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及若干公案小說，除了詮解各書特色外，更深入探究、剖析文本，使讀者更能全面了解明代章回小說的精彩奇異。  

後經典時代：現代視閾中的「四大奇書」及其改寫

為了解決王陽明 日本的問題，作者黃璿璋 這樣論述：

《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詞話》在中國文學史上被譽為明代最傑出的四部小說。四部小說出版後，經明清評點家、現當代評論者的詮解，認為它們在敘事、結構、人物塑造與美學建構的優異表現皆非同時代作品可及，堪稱為「經典」之「四大奇書」。亦即，所謂「四大奇書」是小說「經典」，其實是文學史的後見之明。四部小說在文人化或經典化以前，歷「說故事」的表演、書寫、行銷、閱讀、評論等群體互動行為之生產，體現中國小說「世代累積型」的特色。四部小說早在成為「定本」以前，「故事」在不斷地「言說」與「閱讀」之間，成為了社群共同參與的文化資產。現存諸多明清古典小說「續書」，即是在續寫、翻案的改編行

為裡，反映創作者「當下」面對的價值更新與社會情境，是為一場集體的、世代相傳的，編織意義的行動。在中國現代化時期，「說故事」的傳統仍持續發生。對於「四大奇書」的現代新編，歷來學者較關注於晚清「新小說」所傳達的「啟蒙救國」，民國以後的研究卻付之闕如，泰半聚焦魯迅以來，五四新文學的「故事新編」體對古代歷史、傳說的改造發明。然而，晚清以後文人，仍仿照「新小說」的「章回體」敘事模式，持續以改寫行動思考古典名著「四大奇書」的現代轉型與文本更新，並藉由現代報刊、影戲等新媒體的傳播，獲得廣大的閱讀群眾與迴響。這批作者的身分多屬鴛鴦蝴蝶派、喜劇作家、滿洲遺民，甚至是不具名的作品。相對於以「五四」為標竿的菁英文學

家，這些經典文學史的邊緣人物，其創作往往被視為文化的「雜質」，但他們與五四「新文學」的故事新編者，同樣是在回應「現代性」中的「傳統性」，且更彰顯出一個時代整體庶民的精神面貌與價值。本文對照魯迅與五四文學以來「故事新編」體的小說發生學，並透過文學史料的重新探勘，觀察現代作家對於「四大奇書」的改編情形，嘗試打開過往經典文學史與文化史的多重視點。本文並關注晚清以後的現代作家，如何對古典小說極具代表性的「四大奇書」進行「再書寫」與「再閱讀」，於「通俗性」與「傳統性」之中言說「現代性」，並強調經典原著的符號系統，如何在全球化知識環流中被解構與重構。題中的「後經典」，即用以命名這些「經典」之後，以拆寫、重

組古典元素，使文學主題以及文化符號擴散轉化的作品。本文除對個別作家與作品進行微觀研究，探索重寫文本背後的重要形塑因子外，也宏觀式地為「四大奇書」勾勒出四種現代的閱讀軸線：歷史與狂歡、江湖與遺民、神魔與啟蒙、淫婦與烈女。此四種軸線分別是在「故事—新編」之間分屬「傳統—現代」的游移命題，亦為創作者在「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的古典故事框架中，以脈絡化或去脈絡化的方式，進而關切歷史、族裔、啟蒙與性別的策略。透過鬆動原有文本的符號內容，轉化至新的情境加以擴寫，在遊戲與油滑之中施加諷喻，這並非是一勞永逸的事業，而是一場永無止境的言說。本文即試圖在學界既有的「明清續書」、「故事新編」等研究基

礎上，將時間軸從明清擴大延伸至現當代文學與文化，嘗試勾勒一種「後經典」的敘事學／續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