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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 歷史學系 洪健榮所指導 劉芳亭的 清代臺灣「民番通婚」的再思考 （2020），提出花蓮文化局圖書館館藏查詢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清代臺灣、原住民、通婚、原漢關係、論述建構。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詹素娟所指導 顧恒湛的 再殖民、地緣政治與抵抗：戰後臺灣原住民族形塑之研究（1945~1984） （2018），提出因為有 臺灣原住民、地緣政治、再殖民、抵抗、原住民族運動的重點而找出了 花蓮文化局圖書館館藏查詢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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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花蓮文化局圖書館館藏查詢，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清代臺灣「民番通婚」的再思考

為了解決花蓮文化局圖書館館藏查詢的問題，作者劉芳亭 這樣論述：

　　討論到清代臺灣的「民番通婚」問題，多以「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為主要印象。「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原因，常見的解釋為：清代因渡臺規定繁瑣，移民又多以男性為主，造成漢人來臺後男女比例懸殊，因而與番人女性通婚（以平埔族為主）。民番通婚後所引申出的問題則包括漢人入主番社後強佔番人土地；平埔族女性多嫁給漢人，使平埔族男性失去婚配對象，造成平埔族群的消失等等。但臺灣社會的民番通婚，未必只有如此的狀況。　　本文首先以官書檔案釐清清代官員如何描述臺灣社會的民番通婚，且帶有特定的刻板印象來看待臺灣社會的民番關係。清代官員認為來臺漢人「奸惡狡詐」，易對其他族群帶來負面影響；同時也認為番人愚蠢無知，對漢人的欺侮毫

不自知。這樣的族群關係想像，也影響了清代官員看待民番通婚的視角，認為漢人一定是基於特定目的而娶番婦。爾後這些描述被日治時期的學者繼承，形成一種學術論述。　　其次，本文運用民間古文契書與族譜資料、西方旅行者的紀錄，以及日治時期學者們的田野調查紀錄，發現臺灣社會的民番通婚有各種可能，並非只有漢人男性與番人女性通婚一種模式。除了漢男與番女的婚配，還有番男與漢女的婚配。且在通婚的狀況中，除了原住民男女各自與漢人婚配之外，有些原住民部落會只讓單一性別與漢人婚配，甚至有些原住民部落不與漢人婚配。各個部落會因不同地區、社會關係、時間發展而有不同的選擇。　　最後，民番通婚的議題之所以形成「議題」始於清代，但這

個議題並非只是「過去」的議題。近年來生物基因研究以「原漢通婚」為背景，作出「臺灣人粗估有85%的非原住民可能至少帶有一個原住民基因」的論述，而這個原住民基因的來源，通常被認為是來自「原住民母親」。這樣的研究成為臺灣國族議題的重要證據，用以證明臺灣與中國不同，且強化了民番通婚就是漢人男性娶番女的印象。　　在通婚的議題中，原住民女性所扮演的角色非常複雜。在清代，原住民女性在殖民論述中往往是被凝視的對象，跨文化中介融合的角色，甚至背負著族群消失的責任。這些論述背後的邏輯，無非是展現漢人的優越性。在當代，原住民女性成為建構「臺灣不同血緣」的要角，這種看似重視原住民女性在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實際上背後還

是那套漢人優越的價值觀。原住民女性在通婚的議題中沒有自主的論述空間，卻被應用於各種議題，她們依舊是論述中被操作的客體。

再殖民、地緣政治與抵抗：戰後臺灣原住民族形塑之研究（1945~1984）

為了解決花蓮文化局圖書館館藏查詢的問題，作者顧恒湛 這樣論述：

摘要本文企圖把臺灣原住民族面臨的中華民國殖民結構，重新放入地緣政治與冷戰結構變動局勢中觀察。也就是說，臺灣從日本的海外殖民地，變為中國的一個省；再從中國邊陲島嶼，轉變為中華民國最後一處根據地；而這個國民黨最後的權力據點，又在偶然下併入美國冷戰反共的東亞防線之一；後又受到冷戰結構變化的影響，逐漸走向中華民國臺灣化的過程。這些局勢變化，不但牽動了中華民國的國家走向，也影響了國家對原住民族及其居住區域的配置與政策，進而形塑出當今的原住民族樣貌。1950年代開始，國民黨政權逐步在臺灣形成「遷占者國家」統治型態後，臺灣山地與東部區域即被捲入了「國共內戰+冷戰結構」的歷史動力變遷之中，並以「內部殖民地」

的姿態被國家所挪用。在國民黨政權遷臺初期，臺灣的山地被定位為敵人可能空降與滲透的軍事要塞。因此，一方面在空間上進行山地管制、情報蒐集及警備武力的配置；一方面則組織山地青年服務隊與國軍山地團，把原住民族的人力挪用為山地軍事要塞的守軍，以及反攻作戰下的山地特攻隊戰士。另外，也特別強調原住民族對國家的效忠，並透過「山胞論」的建構，使其成為中國國族的一員。韓戰使美國介入臺海及對中國內戰的封鎖後，臺灣山地及東部區域則成為「安置移民與資源開發的殖民地」。因此，1950年代中期起，國民黨政權發動了山地與東部的開發計畫，並配置退伍軍人的進行墾殖與移民。到了1960年代，臺灣經濟轉向出口工業，原住民也開始離鄉到

都市成為底層勞工。上述1960-70年代因冷戰結構啟動的殖民政策，逐漸打破了臺灣長久以來形成的空間與族群隔離的特性。空間變異與人群流動，讓原住民族被捲入資本主義的貨幣經濟生活方式，進而造成土地流失、高利貸、負債、貧困化、婚姻買賣、雛妓、童工等社會問題陸續出現。因此，1970年代初期，新一代接受（中）國語教育的原住民青年開始透過媒體發聲，自我反思族群的處境，某種抵抗族群階序差異的「山地人」主體想像開始浮現。不過，在當時的戒嚴體制之下，不幸被羅織為「臺灣山地獨立運動案」的白色恐怖案件，很快被打壓了下去。到1980年代，美麗島事件之後，臺灣的黨外政治運動開始走向以「臺灣人」作為想像與號召的臺灣民族主

義。在此風潮之下，原住民族的本土性特別受到重視，而被帶入了挑戰國民黨大中國主義的論述之中。此外，社會學、人類學也開始轉向批判的立場，從學術的角度為原住民族的處境發聲。同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也發展了「原住民認同的神學」。多股力量的匯集與刺激下，1983年首先由台大的原住民學生首先發起「民族自覺運動」，使原住民族問題逐漸成為政治議題。1984年底「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並選擇「原住民」作為泛群的自稱，終於開展了1980年代以降的反殖原住民族運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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