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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城‧城內篇：你不知道的老建築、古早味60選

為了解決華南銀行台北車站的問題，作者魚夫 這樣論述：

日本時代的臺北老建築、古早味， 說一段你一定要知道的臺北城老故事。 　　臺灣第一間百貨公司──菊元百貨，如今隱藏在現代玻璃帷幕之下； 　　美麗的撫臺街洋樓，則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 　　這是你不知道的臺北老城， 　　你每天走過，卻不知道身邊俯拾皆是的故事。 　　翻開本書，看見老臺北的美好往昔。 　　※附日本時代手繪歐風街景拉頁圖、小旅行建議路線圖 　　魚夫老師讓臺北的「文化層」再現。等不及展開文化之旅嗎？這本書，就是您的出發點！──文化部部長鄭麗君│專文推薦 　　走入日本時代的臺北城 　　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予日本，從此，臺北成了一個和洋並存的城市：臺灣鐵道飯店、吾妻旅館、臺灣書

店、菊元百貨、西門紅樓、臺北高校等。歲月更迭，有些建築如今還在，更多的建築，則因戰亂等種種原因而毀壞，或被拆毀。魚夫多方走訪，並參閱無數文件資料與老照片，將有著歐洲街景般的老臺北畫回來。 　　你在臺北生活，你去過臺北，但你可能忽略了身邊的故事。走在西門紅樓、喝一杯酸梅湯，都有動人的故事。翻開這本書，重拾臺北城的昔日風華。 　　書中每篇文章都有魚夫親自拍攝與剪輯的影片（掃描書中各篇QR code即可連結），閱讀文字之餘，還能身歷其境，回憶老城舊事。  

華南銀行台北車站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台灣地區推動「以房養老」之策略

為了解決華南銀行台北車站的問題，作者王俊杰 這樣論述：

摘要人口高齡化是世界各國共通的社會問題之一，截止2016年底台灣的高齡化比率已經超過13.2%。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年資料推估，預計到2025年將達到20%，進入超高齡社會。人口結構老化帶來的最大衝擊即是對居住、健康醫療、照護等需求的增加。針對台灣9大銀行所推出的「以房養老」商業型逆向抵押貸款政策統計，截至2017年9月底，合計總承作件數達2007件；總核貸金額約108億元，平均每件金額約538.12萬元。但截止2017第一季度購置住宅貸款總額為6,894,123億元。同時，台灣住房自有率排名全球前茅。針對老年人口、公民住宅自有率，以及普通房屋貸款數額龐大，但「以房養老」逆向貸款額度極

低。基於以上4數據間的巨大落差，以及社會保險制度財務狀況越發不樂觀與年金改革推行的情況下，期望瞭解台灣民眾對「以房養老」的意願度及推廣「以房養老」之可能性。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與分析，及結果與討論等方法與步驟，探討台灣推行「以房養老」之策略。主要成果為：(1)支持「以房養老」受測者超過7成；(2)男性比女性更瞭解「以房養老」，但男性更認為需要將房子留給子女；(3)「教育程度」與【是否瞭解「以房養老」】無關聯；(4)「以房養老」之推廣與地域無關；(5)「家庭結構」對【是否支持「逆向抵押貸款之以房養老」】產生顯著關聯；(6)「教育程度」、「家戶年收入」與【能否擺脫傳統觀念影響】無關；(7)

台灣推動「以房養老」之策略共計3項。關鍵字：以房養老、逆向抵押貸款、新興養老模式、家庭結構

嗩吶煙塵三部曲之二：動盪青春

為了解決華南銀行台北車站的問題，作者沈寧 這樣論述：

作者流著眼淚寫出的故事 讀者流著眼淚讀完的故事 《嗩吶煙塵三部曲：艱辛童年、動盪青春、苦難餘生》 ──當代唯一見證大時代，還原歷史現場的大河小說！ 描寫活在刀口上的家族 在最動盪混亂的時代，一個母親及一個時代的血淚傳奇 　　我是沈寧，我的外祖父叫陶希聖，我的伯父叫沈鈞儒 　　我的母親叫陶琴薰，我的父親叫沈蘇儒 　　這部小說，是寫我母親的一生，她面對艱難環境，依然奉獻無畏無懼的愛與勇氣 　　謹以此書，獻給她，以及那些在戰爭苦難中犧牲自己的偉大母親們！ 　　《嗩吶煙塵三部曲》是作家沈寧的重要之作，以真人真事為骨幹，生動描寫出其母親陶琴薰，陶希聖之女，一位活在大時代下女性的不朽傳奇，以

及陶（陶希聖）、沈（沈鈞儒）兩個家族的故事。此部小說不僅刻畫出家族的跌宕經歷，更敘述了中國現代跨半世紀的歷史縮影。在最動盪混亂的年代，這位母親是生繫一命的大地，也與一整個家族的歷史命運息息相關。小說以陶希聖成家開始著筆，帶出陶希聖的家族故事，也生動地表現了中國婦女身處舊社會的艱辛，更有大時代變幻的歷史風雲。 　　沈寧的母親陶琴薰出生於紛亂的封建士大夫家族，歷經困苦童年，住過北伐軍政學校的宿舍，聽過盧溝橋事變的砲聲，曾被日汪敵特扣押為人質，為香港淪陷痛不欲生。她原是一位普通女子，曾經見過胡適、陳獨秀、汪精衛、杜月笙、周恩來等傳奇人物。當一切苦盡甘來，開始享受愛情與家庭生活之際，毀滅性的災難卻已

翩翩降臨……1949年沈寧的母親陶琴薰因一念之差留在大陸，與親人分隔兩地，終其一生與命運搏鬥，全書讀來彷彿中國現代歷史的縮影，令人不禁唏噓！ 作者簡介 沈寧 　　華裔美國人，祖籍浙江嘉興，西北大學七七級畢業，1983年赴美。在美期間，歷任學校教師和校長，美國之音新聞主播，美國聯邦空軍軍官學院教官，科羅拉多州雷科伍德市文化委員會委員，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科州分會會長，公司經理等職，業餘寫作，多發表於兩岸三地華文報刊，書籍出版十四部。作品曾入選中國小說排行榜，中國散文排行榜，中國散文大系等，獲臺灣溫世仁武俠小説獎，紐約第五大道文學獎，中國新移民筆會傑出貢獻獎等。 讀「陶盛樓記」

追念先姊琴薰／陶恆生 嗩吶煙塵之二：動盪青春 讀「陶盛樓記」追念先姊琴薰（節錄） 　　一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九十高齡的父親由大哥泰來、大嫂晏章沅陪同，從台北飛抵舊金山。沈寧、沈熙帶著妻兒先一日來我家，等候一齊去機場迎接。在機場見到外公和大舅、舅媽推著行李車從海關門出來時，寧、熙兩人不自覺地跪在老人家跟前，涕淚滿面。目睹這個感人場面的中外接機人士自然地向兩旁後退，讓出一條通道容我們通過。 　　回到家中，風塵僕僕的父親看著年過四十，臉上已有不少皺紋的外孫寧寧，不禁想起一九四八年離開上海時，他尚不足兩歲之情景；而從未見面的外孫沈熙，得在此相見，一時悲喜交集，不能自已。外祖父怕勾起

太多往事，連忙拿出在台北準備的小禮物分給各孫及重孫們作為見面禮，他一面分禮物一面說：「今天不談往事，今天不談往事。」沈燕當晚從亞利桑那州趕來拜見外祖父，外公稱讚她的一口標準北京話說：「妳可以回台北當新聞廣播員。」 　　第二天晚上，我們在「天錦樓」為父親及大哥大嫂洗塵，灣區親朋好友四十餘人赴宴，包括南開、台大老同學，工作伙伴，以及雲林禪寺的同修等。沈家三兄妹特別預先用毛筆寫了一副紅色的條幅送給外公，字曰： 　　春秋卅餘載　離合一親情 　　啼兒高七尺　天涯叩九旬 　　開懷摻淚酒　擲觴話古今 　　繞膝盈幾日　欣慰滿生平 　　三天後，姊夫沈蘇儒自北京趕來相聚，翁婿上海一別，不覺已近四十年，如今海

隅再見，人事已非，恍若隔世。蘇儒帶來一幅伯父在武漢親筆寫的百壽屏，為父親九十歲壽。父親在我們家小住數日後，即由沈熙護送至華府探視六弟龍生、國雲一家，數日後，再往印第安那州看望孫兒女德興、若昭，然後飛往亞利桑那州探視四弟晉生、家麟一家，和長孫女若蕙及孫婿方和同。八月十七日返回舊金山，二十一日由大哥、大嫂親陪飛回台北，結束為時二十八天的北美之旅。五弟范生那時正在千里達忙著探測油田，未及趕回團聚，但五弟妹戚瑞華及二子德智、德仁，均來拜見祖父。 　　父親走後，內子德順整理房間，在書桌上發現一疊稿紙，原來是父親這二十幾天信筆寫下的雜記，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時半，泰來夫婦扶持我

搭華航班機自桃園機場起飛，越太平洋，計飛行十一小時，降落舊金山機場，當地時間是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半。我在飛機上早餐，下飛機，家屬及親友相接，到達恆生家，七時晚餐，方纔覺察這一天，省了半日光陰，又省了一頓午餐。 　　沈寧、沈熙，先來此候見。至晚餐頃，沈燕從杜桑趕到。沈燕自大陸出來，已七年矣。 　　今日在此得見，悲喜交集，言與淚隨。直待二十五日下午，我為此三個外孫談話兩小時。 　　沈寧、熙、燕三人是我們已故去的親姊姊琴薰的三個兒女，我是她的三弟。父親回台後即來一信說：「我到美國走了七處，看望家裡七房，四代聚談，自是海外陶家的盛事，九十壽慶的大舉。」 　　二 　　琴薰姊、泰來哥和我三姊弟

，曾經患難與共，出生入死。我們之間有著堅如金石的手足之情。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展開全面抗日戰爭。父親那時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系主任，同時在北平多間大學兼任教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父親隨國民黨副總裁汪兆銘出走河內，後往香港居住，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轉赴上海。十一月起，參與汪組織與日本和談代表談判達兩個月之久，終於洞悉日本妄圖誘降及滅亡中國的陰謀與野心，因對中日和平運動徹底失望，而決定脫離。十二月十三日，母親斷然採取逆向行動，親攜我們姊弟五人前往上海，希能以此掩護父親離開上海；此時重慶方面也正透過杜月笙先生設法營救。一九四○年一月三日，父親與高宗武潛離上海

前往香港；十三日，母親帶了晉生、范生兩弟離滬赴港。 　　自此琴薰姊、泰來哥和我三人在上海之行動即受汪組織特務機關「七十六號」監視。二十一日，杜氏門人萬墨林親自策劃掩護我姊弟三人安全登船離滬。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揭露汪日秘密簽訂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這在當年是一件震驚中外的大新聞。 　　琴薰姊回香港後進入培道女中，一九四一年念高二時，以同等學力考取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一九四二年轉學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五年夏畢業，進重慶中國農民銀行，抗戰勝利後赴上海服務於「中國善後救濟總署」，次年（一九四六）與中大同班同學、上海美國新聞處英文編譯沈蘇儒結婚。一九四七年夏，蘇儒進上海兩大

報紙之一的《新聞報》為記者，旋即被派往南京採訪政治新聞。姊姊隨姊夫來南京在我們家居住一段時期，不久即搬入報社的宿舍。同年九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取名沈寧。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大陸東北戰事國軍失利，長春、瀋陽相繼陷落，國共雙方集結數十萬大軍在徐蚌（淮海）地區決戰，國軍潰敗。前線戰況急轉直下，首都人心動搖，下關火車站上一時箱籠堆積，婦孺擁擠。十二月十七日，母親帶我們姊弟七人擠上火車去上海，父親仍留南京。 　　幾天後，我們在外灘搭上開往香港的怡和公司四川輪，一家人露天睡在貨艙蓋上，航行時海上風浪迎頭打上甲板，鋪蓋盡濕，老小蒙頭瑟縮，無處躲避。台灣海峽風浪極大，輪船搖擺顛簸，個個暈船嘔吐

，狼狽不堪。 　　到香港後，父親友人余啟恩安排我們暫住他新界上水家中。三個星期後，母親和琴薰姊在九龍大南街「一定好」茶樓三樓租到一間空屋，找木工做三個簡陋的隔間，一家人擠住其中，共用兩盞電燈、一間廁所，過著前途茫茫的日子。姊姊帶著一歲多的兒子寧寧，每天做飯做家事，泰來哥和我報名「華南無線電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弟弟們無所事事，大家心情十分煩躁。農曆年底，母親帶六弟龍生去上海隨父親同往溪口晉見已下野的蔣公。開年（一九四九）三月底，蘇儒姊夫從上海來香港，幾天後他們搬去姊姊的西南聯大同學許湘蘋家中居住。姊姊決心不再留在香港，向姊夫表示「你留我留，你走我走，生死禍福，在所不計」。 　　這時大陸的局

勢是：蔣中正總統已於一月二十日發表引退文告，李宗仁副總統就任代總統行使職權，隨即發表聲明表示謀和決心。四月一日，國府和談代表團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等人抵達北平與中共談判。一時社會上瀰漫著內戰將停，和平在望的新期望。姊姊和姊夫與一般知識分子沒有兩樣，他們對國民黨失望，對和平抱幻想，復寄望於共產黨所描繪的新社會新氣象。而香港這邊難民日增，人浮於事，就業定居均有困難，又對台灣的前途不確定。四月八日，姊夫、姊姊帶著寧寧離開香港回去上海。從此手足天各一方，再也不能相見。 　　三 　　琴薰姊回上海後先在上海職工學校任教職，後隨姊夫調北京，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部」任編譯工作，她認真工作，然而

由於家庭背景關係，無論她如何努力，都永遠受到排擠和歧視。 　　一九五七年，因直言賈禍（發了一句「現在懂了祥林嫂，捐了門檻還是不得超生」的牢騷），被誣為「右派份子」，幸經部門主管力保，未遭下放勞動。其後又值「三年困難時期」，全家老小七口，每日數米而食。姊姊在沉重的精神壓力和繁重的工作負擔下，侍奉婆母、相夫教子，無論如何艱難困苦，始終無怨無悔，永不氣餒，從不絕望。 　　一九六六年又逢「文革」浩劫，琴薰姊因罹患類風濕性關節炎，被批鬥折磨未獲及時治療而逐漸惡化，終至雙腿彎曲不能站立，批鬥者猶指她故意裝病，即使呈上醫院證明，也無濟於事。 　　她成了革命對象，強迫下鄉勞動之外還要去幹校學習改造，她的

病因而越來越嚴重，四肢骨節腫大變形，根本無法行動，一九七二年被迫提前退休。一九七六年春天，范生五弟從美國寄去特效藥片，姊姊服用有效，可恨此後再寄往北京的藥品，即被海關查扣退回，姊姊給范生去信說： 　　「這瓶藥輾轉萬里，卻到不了我手中，真是遺憾之極」。蘇儒姊夫服務於外文出版社、中國建設等單位，文革期間亦曾多次被誣陷、揪鬥，而遭關、押、下放。此時寧、熙、燕均先後分赴內蒙古、陝北及昌平縣農村「插隊」。在這段期間，姊姊以殘疾之身，孤單獨處，以罕見的堅強意志和偉大愛心，支持姊夫和子女在逆境中求生存，而她思念父母及諸弟之情，仍無時或已。 　　一九七八年四月，琴薰姊病情轉重，八月十四日在北京醫院逝世，終

年五十八歲。此時文革已結束，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正陸續為所有「右派」平反昭雪。八月二十一日，北京市政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追悼會，旋移靈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琴薰姊去世的消息經香港傳到台北，大哥設法瞞住父親，可是他與新聞界訊息暢通，很快就知道了。父親表面堅強，內心悽苦，尤其可憐外孫女燕兒年幼失母，寫了一首「哭琴兒，念燕兒」的詩： 　　生離三十年，死別復茫然； 　　北地哀鴻在，何當到海邊。 　　注：琴薰兒病逝北平，近始得確息。所遺男兒二，女兒一。 　　小女燕兒既失學，又喪母，何以為生？憐念之餘，口占如右。 　　四 　　寧、熙、燕三名外甥，得到舅舅和長輩們的協助，先後來到美國。燕甥先

來。她從小上學就得承受老師同學對外公及媽媽的批判，唯有沉默以對。一九六八年畢業於北京三十九中初中，校方決定分發學生進北京工廠。此時正值文革動亂，對於小燕的前途，學校認為「黨會落實政策，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應該沒問題。不幸希望落空了，學生一個個跟著工廠來的人走了，只有她沒有任何工廠願意接受，學校和黨支部也不管她了，小燕心理受創極重。 　　一九七九年我在印尼工作時，曾託在德國悌森公司服務的好友伍綿蒲博士，趁出差上海北京之便，探訪姊夫。姊夫很想送年已二十幾的女兒出國換個環境，如果可能的話，讓她繼續讀一點書將來好養活自己。熱心的綿蒲兄經過多次奔波，辦成了小燕的出國手續和美國探親簽證，我託綿

蒲帶錢至北京為小燕買機票，又與住在加州莫洛灣的五弟范生聯絡，託他接機及就近照顧。 　　一九八○年七月六日，小燕飛抵洛杉磯，在范生家暫住兩星期後，由四弟晉生接去亞利桑那州杜桑家中居住。晉生安排她進亞利桑那大學英語班補習英文，設法轉換學生簽證，英文班結業後又為她申請大學入學許可。半年後，小燕進入大一系統及工業工程系，學雜費用除了初期一部分由外公及晉生舅接濟之外，其餘均靠打工自立。四年之後得到科學學士學位，憑她出色的畢業論文拿到獎學金繼續攻讀碩士學位，主修人工智能。學成後進入電腦界發展。小燕終於脫離惡劣環境，以三十之齡在新大陸學成就業，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 　　寧甥其次。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他

從北京飛抵洛杉磯，遠在亞利桑那杜桑市的沈燕，特地來機場迎接（此時我正在加大洛杉磯分校念管理研究院）。當年姊姊帶他去香港又回大陸時，沈寧還不到兩歲，成長及求學期間受盡歧視，文革時期親歷全家被多次抄砸。一九六九年中學畢業後插隊陝北，在劇團當小提琴手，因「成分」不好，備受排擠。一九七七年考北大成績及格，但因其父政治審查問題，北大不敢錄取，改考西北大學。在學時申請到愛荷華大學的獎學金，畢業後又格於政府規定無法成行，乃進陝西電視台工作，直到一九八三年夏天才辦成出國護照拿到簽證。 　　我為兄妹二人在附近旅館租了一間房間晚上休息，白天來我們的公寓相聚，寧寧含淚講述媽媽從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悲慘遭遇，我和德順聽

了萬分心酸。第二天，我帶沈寧逛百貨公司，買些美國學生喜歡穿的衣物鞋襪，從頭到腳徹底「換裝」，三十多歲的外甥，一下子變成帥哥。第三天，兩兄妹自行去迪士尼樂園玩，回來時搭錯巴士迷了路，差點找不到家門。第四天，我駕車帶二人遊覽環球攝影場，及好萊塢明星住宅區的漂亮房屋。第五天，兄妹兩人飛杜桑晉生、家麟家中盤桓數日，沈寧即逕往愛荷華大學報到入學讀東亞系，兩年後得碩士學位，進教育界工作。 　　熙甥最後。一九八四年一月，沈熙來美。他因從小目睹大陸每一次政治運動，父母都被捲入，慘受無情衝擊，於十八歲那年眼見他們又不能避免成為文革批鬥的對象，懷著痛苦絕望的心情，前往內蒙「插隊」。在內蒙一待十年，於一九七六年回

到北京，自己覺得「像是剝了一層皮」。一九八一年，他畢業於北京經濟學院，到美國後進入亞利桑那大學攻讀經濟學。據他說，由於大陸的經濟學以馬列主義為本，與西方自由經濟學說大相逕庭，上課之初頗為難以調整所苦。一九八五年得亞大經濟學碩士學位後，轉入紐約州立大學繼續攻讀經濟與財務，一九八七年得博士學位，在財務專業領域發展。 　　舅舅們見到先姊遺下的三名子女如此上進，都能在新大陸自立生存，感到無比的安慰。 陶恆生 三十五一九三七年那一天，家公從中南海開會回到家，正洗著腳，跟家婆說著話，忽然聽到遠處響起炮聲。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才知道，是日本人在北平郊區盧溝橋突然發動軍變，向中國駐軍進攻。家公放下報紙，

對家婆說：「馬上收拾行李，我們今天離開北平。」「丫們都上學去了，怎麼走法，總要等他們回來。」家公站起來，說：「我現在去火車站買車票，你收拾東西，中午丫們回家，我們就動身，下午不去上課了。」「你快去吧，只怕一開戰，火車走不通。」家公不說話，抬腳出門，招呼小張，趕到西直門火車站。家婆沒有猜錯，火車站上賣票的人告訴家公，眼下往南開的火車離不開北平。日本軍隊一夜之間已經把北平包圍起來，封鎖了北平外圍三條鐵路幹道，向南開出的火車全部取消。賣票的人說：「要南下，你只有自己想辦法。」家公說：「你們火車不開，我自己怎麼想辦法？」「您先生南下要去哪裡？」「或者南京，或者武漢，我是要到九江。」「那麼先生也是要去廬

山開會的了？」「你怎麼曉得？」「前幾日來了幾批人，都是買票南下到廬山去。您先生也是北京大學的教授麼？」「是。那些人都走了麼？」「昨天該走的，都走了。還有一些人，像你先生一樣，今天要走，當然走不了。您先生既是去廬山開會，國民政府的公幹，不妨去找找巿府，他們或許可以送您一段，只要出了北平，火車就通。」家公嘆口氣說：「若是我一個人走，當然可以，拖家帶口，怎麼向秦巿長開口。」「你還想帶家小一起走嗎？算啦，一個人走吧。一個人，也許還可以想辦法。帶了家小，這種情況下，一定走不成。」家公垂頭喪氣，謝過那人，轉身出了車站，讓小張拉上，直奔北平巿政府。快到門口，還沒有停下，家公又讓小張轉頭回家。沒有辦法，家公回

到家，哀聲嘆氣把情況對家婆一說。家婆便指著他說：「你呀，真是。既然到了巿府，為什麼又不進去。不去求，當然人家幫不了你的忙。去找了，萬一人家有辦法呢？」家公說：「你想想，昨夜日軍剛剛發動軍變，巿政府和秦巿長，此刻一定都是驚惶失措，手忙腳亂。秦巿長現在一定在宋哲元那裡商討大計，找不到人。就算找到了，這當口，他大概也無計可施。」「你怎麼曉得？」

國家、產業與地方社會的形構：馬來亞拿律地域華人社會的形成與變遷（1848-1911）

為了解決華南銀行台北車站的問題，作者白偉權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南洋華人社會關係的形構機制，以地理学的觀點為海外華人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野。本研究有別於過去以幫群本質分類之論點，企圖以新區域地理學之人—地互動觀點為視角，分別從國家、產業和社會三者的互動關係，檢視身處異域的華人如何因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國家、產業）進行調適，促成社會關係變遷。本研究將以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馬來半島地區最主要的錫礦產區（產業）拿律為例，探究拿律地區在歷經長達十多年的械鬥，經歷了馬來王國及英殖民政府兩個不同的政權，最終於19世紀末始趨於穩定，當中國家、產業和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動關係。本研究將分為三大部份進行論述。首先探究拿律地區由於殖民經濟的發展，遂在馬來封

地上所形成的華人社會，以及錫礦的生產與華人日常生活的鑲嵌，建構出與產業高度重疊的礦區社會。其次，在馬來封地主的放任治理下，華人透過錫礦產銷體系的運作、天地會制度，以及日常公系統（信仰、葬地等）的建立，使各種角色的華人維繫成為一個關係緊密、跨方言群、跨區域（檳城—拿律）的龐大生命共同體—「港門體系」。這個高度依賴不可更新資源維生的生命共同體在面對資源枯竭及土地贍養力不足時，而國家又無法起到調節的作用，遂發生資源競逐的情形，而持續不斷的衝突最終則導致了英國的介入。第三部份，當拿律進入英治時期，英政府所推行的各種制度和建設，破壞了舊有華人社會的經濟體系，進而改變既有的產銷結構、維生內容及空間，導致舊

有華人關係體系的瓦解，而華人在面對新的「國家」和「產業」環境時，重新建構一組新的社會關係。本研究認為，社會關係是由國家和產業活動影響下所建構而成。在馬來封地主時期，拿律的華人社會與錫礦產業高度重疊，當時國家力量和產業(土地)的贍養力薄弱，華人關係的組織，經濟因素優於本質因素（例如方言群），社會的一體性高，且內部關係緊密。到了英治時期，社會對單一且不可更新資源為基礎的錫礦產業依賴度降低，加上國家力量和產業（土地）贍養力趨強，使華人關係的組織，本質因素優於經濟因素，社會組織偏向細碎化。雖然這些細碎化的組織之間有所連結及整合，但緊密程度卻大不如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