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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之藥品近用權：以專利連結制度中暫停核發藥品許可證為中心

為了解決藥事法第二十七條之二必要藥品清單的問題，作者吳詩婷 這樣論述：

藥品已成為當代工業社會中治療或預防人類疾病之必需品，亦已成為經濟市場上左右人類身體結構及生理機能之產品。藥品之近用涉及國際經貿法、衛生法及人權法，尤其在國際藥品專利保護體制興起下，國際社會已逐步建立相關規範與原則。反之，我國憲法同樣以保障人民健康為社會國宗旨之一，相關內涵卻仍有待發展。本文旨在藉由藥品專利連結制度下的藥品近用爭議，嘗試平衡智慧財產權與健康基本權之法益衝突，以論證並發展憲法訴訟制度下可行之藥品近用請求權。藥品近用權與經濟社會不平等息息相關，因此本文認為分配正義應為保障之首要重點。其中，《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保障之健康人權，經過多年解釋與發展，已然建構出可操作之藥品

近用權內涵。同時，在世衛組織與世貿組織之框架下，近年亦以保障藥品近用為目的嘗試規範國家行為。至於我國憲法，司法院晚近始初步肯認健康基本權為憲法第22條保障，並認定國家制定相關制度時負有「最低限度之保護義務」，但藥品近用權是否為憲法所保障及如何保障，至今司法院大法官未曾有機會闡釋。然而，國際公約或憲法對藥品近用權之解釋是否已足以回應根本之經濟社會不平等問題，不乏疑慮。尤其基於藥品近用權的給付請求性質，使其可裁判性備受質疑，徒使權利難以行使。是故本文主張，於未來憲法訴訟制度下，藥品近用權應以基本能力說為審查依據，就個案研判其可裁判性。司法院亦應考慮適用舉證責任適度反轉之寬鬆審查，以有效課責國家保障

義務。本文以專利連結制度下行使藥品近用權為例，驗證本文對藥品近用權憲法保障之主張。國家同時負有保障智慧財產權與藥品近用權之雙重義務，且於兩者之法益可能發生衝突時，須盡力加以平衡。全民健保係我國保障藥品近用權之基礎，並非所有對健康有益之用藥皆為健保給付，是以本文將分別以實際案例討論健保給付藥品與非健保給付藥品之近用權，藉以檢視未來於憲法訴訟制度下，兩者可能採取之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