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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永書學與佛學之實踐－以《真草千字文》為例

為了解決蘇格拉底名言善良的問題，作者李坤錫 這樣論述：

本文以《智永書學與佛學之實踐－以《真草千字文》為例》為題，旨在呈現智永書藝之中書學與佛學的內涵。除了緒論與結論之外，本文以〈智永與其《真草千字文》在書史上的評價與影響〉、〈真、草書淵源與其它書體的關係〉、〈智永相關書學實踐之探討〉、〈智永相關佛學實踐之探討〉……共四章作為主要架構。第二章主要在論述智永與其《真草千字文》在書史上的評價與影響，包括《真草千字文》版本的討論，是否智永寫《真草千字文》如同後來的禪宗在樹立傳承的「衣缽」？對佛教的抄經事業有何幫助？由於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是由二種書體：楷書（真書）與今草所組成，因此第三章介紹此二種書體的簡介、淵源，以與其他書體──特別是行書之間的關係。

在第四章，闡述智永身在老、莊、《易經》之三玄為主流的魏晉南北朝，其腦海中的書學有可能亦深受玄學所影響。然而有王氏子孫、書法家和佛教僧人……三重身份的他，可能在表現書法藝術之時帶有某些宗教哲思，尤其魏晉自兩漢以來不斷探討一些二元對立與融合之思想，引申至書學，例如：法與意、形與神之間的互動，是否在智永筆下也產生激盪？何況智永長期不被史料或學界所重視的僧人身份。在舶來品的大乘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逐步融入中國人的血液中，像是《般若經》傳達的「性空」與《法華經》傳達的「唯心」，包括「禪」與「退筆塚」的關係、大乘菩薩行與《維摩詰經》和「鐵門限」……等佛學之間的關連，皆在第五章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