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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日本國有化釣魚台爭議（2012-2014）」中的強制外交

為了解決蚌埠住了意思的問題，作者揭仲 這樣論述：

當日本政府在2012年4月17日拋出可能對釣魚台進行「國有化」，還多次表示「國有化」後將在島上「派駐公務員」和「建立設施」，以體現對釣魚台的「有效管理」。面對此一情勢發展，中共認定日本政府決心推翻1972年雙方所達成的「擱置爭議」共識，若中共繼續姑息，日本將會得寸進尺，遂決定對日本發動「強制外交」。由於日本和美國具有同盟關係，使中共「強制外交」的對象不僅只有日本，而是美國和日本的聯盟。 為了遂行「強制外交」，中共採取了包括海上執法武力維權執法和解放軍軍力展示等手段的武力威脅，搭配若干非武力措施，向日本和美國施壓，結合外交談判來追求下列四項目標：一、要求日本改變政策，停止在釣魚台派駐

人員；二、要求日本承認釣魚台主權存在爭議；三、要求日本默認釣魚台周邊海域共管；四、要求美國約束日本並勸說日本妥協。 其中，中共海上執法武力在爭議海域的「常態性巡邏」、甚至進入釣魚台「領海」巡航等措施，有效挑戰了日本對釣魚台的控制，創造了對中共有利的「新既成事實」。解放軍也規劃執行經過設計的軍力展示，以顯示中共的決心，並對日本和美國施加長期且逐漸升高的壓力，以支援外交談判。而透過「強制外交」，中共的第一個目標完全達成、第三個和第四個目標則是「大部分達成」。第二個目標在經過近二年的談判後，最後以日本所提的「爭議各表」模式收場，因此可說是「部分達成」。整體而言，中共在此次爭議中，透過「強制外交

」獲得直接的收益。 透過對中共在此次爭議中實施「強制外交」的研究，不僅增加了對中共運用「強制外交」的理解，有助於研判中共日後遂行「強制外交」的動向。更因為中共在此次爭議中的「強制外交」，在形態上是「以寡擊眾」和「以弱凌強」，與絕大多數的案例形態明顯不同；因此，對中共在本次爭議中所實施「強制外交」的探討，也充實了「強制外交」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