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會改組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查出實價登入價格、格局平面圖和買賣資訊

大學是社會公器或私人產業?

為了解決部會改組的問題，作者陳秋雄 這樣論述：

　　本書第一篇「高等教育篇」：基於「私立大學為社會公器」之理念，闡述私立大學學校法人、董事會、董事、創辦人、校長的法律地位及權責分際；呼籲將私立大學公共化的程度列為教育部大學評鑑的重點項目。 　　本書第二篇「逢甲篇」：闡述丘逢甲的教育貢獻；介紹逢甲三位創辦人蕭一山、楊亮功、丘念台的歷史評價；還原逢甲倡辦者兼籌備主任陳會瑞的創校過程的艱辛及波折；揭露高信入主逢甲的取巧手段及由父傳子盤據逢甲將近60年的僭越行為；表彰廖英鳴對逢甲精神的實踐。 　　本書最後的總結篇，提出12點結語，包括呼籲修改《私立學校法》，對連選連任的董事人數及連任的次數酌加規範，避免董事會世襲化的現象；建

立私立學校公共化的評鑑指標，將董事會成員是否世襲化，是否家族化等列為指標，逐步輔導私立學校朝向「社會公器」的理想邁進。 　　本書附錄：作者陳力為逢甲倡辦人兼籌備主任陳會瑞之子，提出18項證據，分析高信等對陳會瑞「騙校」、「冤獄」、「毀家」的迫害手段。

部會改組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個人位置資料之研究－日本法為借鏡

為了解決部會改組的問題，作者陳秀菁 這樣論述：

本文旨在探討位置資料所涉權利保護及其法規範。隨著無線通訊的蓬勃發展，智慧型手機進入興盛時期，結合行動通訊與數位生活，早已成為現代生活之常態，更是人類科技生活中不可或缺之裝置。爾後科技服務不斷推陳出新，其中更是以位置資料之相關應用受到公務機關、非公務機關以及民眾之重視，此應用可藉由通訊裝置之使用者端末訊息來確認定位，主動提供需要資訊或是相關服務，不僅讓公務機關推行政策或是非公務機關產品行銷成本更加低廉且有效率。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位置資料越來越被廣泛使用後，其所帶來風險也越來越大。倘若將利用之位置資料加以蒐集比對後即可側寫（profiling）出特定使用者生活空間及時間之略圖，進而勾勒出

使用者之生活習慣、興趣及思想等，將會對於民眾隱私權造成莫大之衝擊。因此，各國也注意到此一隱憂並逐漸採取管制手段加以規範，如：歐盟之GDPR以及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已先後將「位置資料」規範於個人資料保護之範圍。反觀我國，對於位置資料之討論微乎其微，更無相對應之定義，若以目前法制是否足以因應當前多樣科技服務狀態下之個人即時監控之疑慮，亦容有討論空間。故本文欲從此論點出發，聚焦於位置資料之使用與權利保護，檢視目前法制之規範，並進一步探討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因應COVID-19之疫情肆虐，利用位置資料防止疫情擴散之相關政策，如：健保卡串連旅遊史、電子圍籬、簡訊實聯制、公布確診者足跡等之適法性及適當性探討

。最後，透過分析日本法制以審視我國現行相關法律之不足，提出相應之建議規範，期盼能對此問題貢獻棉薄之力。

為什麼台灣經濟由盛到衰?：70年來經濟自由化發展經驗

為了解決部會改組的問題，作者葉萬安 這樣論述：

台灣，亞洲四小龍成員之一 數十年來受政治紛擾，經濟成長漸趨緩慢 本書解析歷任民選總統的經濟政策如何改變台灣 未來的新總統該如何帶領台灣突破重圍 　　回顧台灣數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史，從二次戰後以出口米、糖為主的農業社會，到現在人均所得約2萬5000美元；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國家競爭力排名中，台灣一度位居第6名，但到2019年卻退步到第16名。回顧經濟自由化的發展過程，70年來台灣到底做對哪些事？現在又出了什麼問題？ 　　在財經部會擁有完整歷練的葉萬安先生，親身見證台灣經濟起飛。他在體制內大力推動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奠定台灣經濟發展基礎。在李登輝主政期間更提出「建設台灣成為亞

太營運中心」的政策。無奈兩黨政治紛擾，再良好的經濟政策都遭扭曲。 　　本書以數據檢驗歷任總統的經濟政策表現，並回顧過去經濟自由化發展期間的政策形成背景與背後思維，期望能展現出過去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政策思考模式，供當前經濟決策參考。唯有擺脫政治因素的干擾，才能真正帶領台灣再創經濟奇蹟。 　　本書為《從管制到開放：台灣經濟自由化的艱辛歷程》增訂版  

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部會改組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