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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集賢院的成立與意義──兼論玄宗朝學術文化風氣的轉變

為了解決陽壽 已 盡 人在去世前的徵兆的問題，作者盧意寧 這樣論述：

論文摘要 本篇論文的出發點旨在拓展對古文運動最初肇端的認識。為何會有如此想法，則是因為學界多以安史之亂的爆發來解釋古文運動之興起，可是，此一運動的最先倡導者蕭穎士、李華等人，他們多成長於玄宗開元年間、活躍於玄宗天寶時，且他們的許多重要作品也產生於此一時期，我想這已足以顯示安史之亂的爆發不足以解釋古文運動之興起，同時，也引發了我的好奇，既然古文運動是濫觴於玄宗一朝，或許此時的思想環境已有所改變，進而促發新思潮的出現。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該要如何找尋合適的切入點？給予我靈感的是一篇文章和一段史料。文章是由學者葛曉音所寫的，她注意到玄宗朝時，尤其到了天寶年間，有越來越多文士發出復古的呼聲，她提

出的解釋是：開元前期文壇盟主張說很積極地輔助玄宗興禮樂、復雅頌，復興禮樂雅頌在玄宗朝最重要的文館集賢院成立後達到高峰，張說正是首位知掌院事的人。史料指的則是中唐古文家梁肅的一段話，話中肯定張說中興文章有功，是上接陳子昂下啟蕭穎士的關鍵人物。他們都指出張說的重要性，可是要從張說個人行跡、還有文章來談論當時的風氣變化，頗為不易；於是決定改由所知掌的文館集賢院著手，一來是張說於其中投入許多心血，也貫注了自己的理念，二來是文館即是宮廷內的學術文化機構，它內部的活動當能透露不少與當時思想風氣有關之重要訊息。 我在一、二章中著重於探討集賢院的內部情況與前此文館之同異。普遍設置文館，並招攬文士進入館中

擔任學士一職的風氣，大概是從南朝開始。經過研究之後發現，南朝文館的最大特色，就是館內學士多數是擅長詩文寫作的文人，而且館內主要活動都與文學創作有密切的關係，像是學士大多是負責編纂大型類書和詩文總集，又像學士經常出現在宮廷宴會中，陪同君王吟詩作文。文館形同是文學中心。這其實反映出的就是自從魏晉以降文學蓬勃發展、學術文化風氣崇尚文學的實況。而在北朝、隋代，宮廷之中都有設置文館、學士，內部情況與南朝大致相同，沒有什麼改變。到了唐代，一般我們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印象，就是太宗興儒學、重國學，似乎有意要扭轉江左重文輕儒的學風，展現出新氣象，而太宗所建的新文館弘文館，向來也被史家當成太宗崇儒學的明證。不過仔細

觀察弘文館的學士組成和館內活動，就是發現史書記載和歷史事實有所差距。學士組成是以浸染南朝宮廷文風甚深的文詞之士為主體，館內活動也不盡是嚴肅討論經義、政事，君主與學士間宴飲詩文唱和次數很多，學士的主要修纂任務還是以大型類書和詩文總集為主。 玄宗所立之文館集賢院，內部情況卻與以往有顯著的不同。第一，集賢院的學士組成，多半不是文詞之士，而是學者型的人物。第二，館內主要活動，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看，其一，張說向來有為國定禮樂的雄心，在他的有心推動下，集賢院總攬了玄宗朝的重要國家禮樂事務，地位就如同是玄宗的禮樂之司，而在張說去世以後，雖然接任者未必有張說的雄心，但集賢院依舊是玄宗託付國家禮樂事務的首

選，也就是說，它禮樂之司的地位仍在。由一宮廷文館掌控國家禮樂事務，這點非常特殊。其二，館內主要活動也不再與文學創作有密切的關係了。學士的編纂任務並非是大型類書或詩文總集，重心轉向編修儀注、典章和經典；而且，理應在文館中相當蓬勃的文學活動也沉寂了下來，仍然是有，但是次數變少、規模轉小，作品內容嚴肅許多，娛樂性減少了。總結集賢院的種種不同，我的解釋是重文輕儒、崇尚文學的江左遺風在玄宗的宮廷中有消退的跡象。 而我接著在第三章，針對集賢院大興禮樂的盛況，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張說藉集賢院大興禮樂，他會如此積極，玄宗這般配合，除了兩人有粉飾盛時、振興儒學之意外，背後其實有一套想法在支撐他們的行動，而這

一套想法其實頗能反映初盛唐的思想型態。因此，有必要就兩人的禮樂觀進行研究。 分析張說的禮樂文章，大概有如下特徵：第一，張說相信，禮樂源於天地，由聖人取法天象而制成；故禮樂之施行，關乎宇宙秩序的穩固、人間政治的太平，過程必須慎重，若有不當，恐會導致不良後果。這其實不是新觀念，是常見於古代經典的一套論述，目的是為強調禮樂乃是人文世界之秩序原理。觀察唐代其他文士意見，他們多與張說看法類似，咸認禮樂源於天地而有經世之效。第二，張說的禮樂論，有天人相應的色彩。進一步考察他的天人觀，可以清楚看到他屢以天變、災異來勸誡君主，他既強調天道關乎人事，自是服膺天人相應之說無疑。這同樣不是張說的獨見，許多與他

同時或早於他的文士皆持此說。顯示初盛唐的思想型態，仍是沿襲過往，未見太大突破。 至於玄宗，則是特別重視《禮記》中的〈月令〉一篇，於天寶初依據開元年間所修訂的新曆《大衍曆》，親自刪改其中關於天象和節氣的記載，後又詔命集賢學士為之作注。《大衍曆》成書於張說掌理集賢院時，由張說引入院中的僧人一行主撰。在過程中，張說積極協助並為此事寫下多篇文章。內容主要是在強調，備受儒者推崇的堯、舜等古代聖王，順天應人，定曆法致太平；玄宗崇儒復古，今日再造新曆，行為等同堯、舜。或許是受張說鼓舞，玄宗本人也努力為自己營造聖君形象。像是在集賢院成立後開始每月頒曆，意在仿效古代聖王明時授人。又一度於天寶年間採納隋末大

儒王通之孫王勃舊說，下詔以唐承漢，盡黜隋前歷代帝王。重視〈月令〉，大概也是基於同樣心態。〈月令〉訴求王者承天道治人事、依天文行政事，充滿天人相應論的思想。故玄宗重〈月令〉，一則是欲展現他為一順天應人之王者，另意味他和其重臣張說一樣，看重天道對人事的影響。此外，玄宗的學術愛好是易學，集賢院內談易風氣盛行，而《易經》的特色即是專談天道。要之，玄宗、張說大興禮樂、大舉修曆，顯露出崇儒復古的企圖，促使他們積極行動的則是一種欽崇天道之心理，以及對天人相應之說的信心，這些其實都是舊有思路。 最後，經過了前面幾章的分析，要來解答我最初提出的問題，就是古文運動為何會於玄宗朝時濫觴？在第二章，以集賢院為切

入點，的確讓我們看到了玄宗朝的思想環境出現改變徵兆，江左重文輕儒的學風有受到抑制。在第三章，我們也可看到張說、玄宗大興禮樂，是有崇儒復古之意。照這樣看起來，葛曉音的意見是對的，張說的努力、玄宗的配合與集賢院的興盛，確有可能營造出了一個讓儒學再受重視的思想環境，讓文學復古思想滋生的溫床。這是否就代表蕭、李等天寶先驅古文家即是受到此股風氣影響，起而推動反對江左浮華文風、力圖復興儒家學說的古文運動？可是，我進一步去對照兩方的想法，發現有許多的不同，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不同是，張說以及一干初盛唐的文士，他們重視禮樂，而背後支撐他們的是對天人相應論的信服，以及對天道的欽崇。蕭、李等古文運動先驅者，在天道與

人事間，他們的眼光是放在人事上，他們看重史學，希望借重並嚴格執行史學褒貶善惡的功能，以達到維護儒家人倫價值的目的，經過兩相對照，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兩方關懷的焦點有很大的不同，一方是禮樂儀文，一方是道德人心。 發現此路不通之後，只好試圖另闢蹊徑，結果有了新的發現。就是，倘若真要追索天寶諸位古文運動先驅的可能淵源，八世紀初以劉知幾為首的「館院學派」(這是學者雷家驥提出的說法，它指的是活動於史館中、圍繞在史家劉知幾旁的一群同道)，史學理念也是特重褒貶善惡，目的是為護持儒家的人倫道德、綱常名教，這和蕭、李等人的想法如出一轍。至於「館院學派」和蕭李古文集團之間的關聯性有多強？若要再進一步證明，頗有

難處，主要是囿於史料的限制，故本論文僅能點到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