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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臺灣官方政策之推動與都市社會的因應── 以大龍峒保安宮之祭典為例

為了解決大同區地名由來的問題，作者劉濟寬 這樣論述：

寺廟祭典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樞紐。每逢祭典，總有大批人群湧入，致使統治者會利用各種管道加以規範，而民間為了維護傳統，勢必有所因應。 關於歷代政權對臺灣民間信仰的治理方針── 清代以國家化、標準化、儒教化為目標，透過納入祀典、封號、賜額、捐獻助建、助撰碑碣、列載地方志等為媒介，將權力延伸至地方社會。日治初、中期，總督府推動宗教法制化，採尊重舊慣、加強監督信仰活動之雙軌模式。只不過，1930年代後，伴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官方推崇國家神道、實施國民精神作興，寺廟與祭典在社會教化運動、民風作興運動下面臨改革。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則是沿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試圖以公權力介

入寺廟事務，並陸續頒布〈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改善民俗綱要〉等政令，約制迎神賽會，嘗試統一中元普渡和各地神誕遶境，這種政策導向直至1970年代後期才逐漸改變。 本文聚焦1895年至1981年的大龍峒保安宮中元祭典和保生大帝聖誕遶境，探究其發展以及觀察都市社會因應國家政策的方式。大龍峒地處臺北盆地，日治時期因鄰近人口密集的臺北市街區，受惠於各項現代建設，大正十（1921）年甚至被劃入臺灣政治、經濟核心的臺北市管轄，成為國策接收與試驗要地，也是觀察國家與都市社會互動的指標。且保安宮自清代以來作為同安人信仰中心，每逢保生大帝誕辰和農曆七月，傳統祭祀網絡的三堡地域居民皆齊聚大龍峒，參

與祭祀、宴請親友。藉由這兩個年例性祭典活動，瞭解官方政策如何在都市推行？成效為何？祭典可能面臨之限制？三堡何以應對？尤其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係戰事最激烈的階段，亦是國家權力最為擴張的時期，其發展態勢所呈現之特色，更是本文關注重點。 另外，介於官、民之間尚有一群地方菁英扮演協調與溝通的角色，他們一方面協助官方宣導、推行政策，一方面代表地方居民發聲、傳達民意。不僅如此，諸多菁英還加入寺廟管理或祭祀組織，積極參加祭典活動，例如大正年間三堡菁英擔任管理人、總董事和董事，共同掌理廟務，其中也有不少人出任爐主、頭家，負責辦理中元放水燈、普施。至於保生大帝聖誕遶境，許多人投入力士會或子弟團等祭祀

組織，規劃、籌備迎神事宜。這種現象甚至延續到戰後初期。因此，藉由組織的陣容還有菁英的參與過程，以理解他們如何取得象徵資本、建構文化權力網絡。

遶境空間變遷的聲景建構 -以大稻埕霞海城隍廟遶境為例

為了解決大同區地名由來的問題，作者紀芷榆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大稻埕霞海城隍廟遶境聲音景觀為例，探討以聲音的角度來認知遶境意涵的變化。研究目的之一，在遶境的論述架構下，討論人的社會空間建構之行為本質如何因應外部環境改變，進而展現在聲音與遶境路線的變化當中。研究目的之二，以聲音體驗出發論述聚落聚落環境，並描寫近代公共空間聽覺感官變遷，並透過長期存在的穩定遶境聲響貫穿古今看待當今交通聲景之形成。研究方法為以空間為討論主體論述遶境下聲音景觀的歷時性變遷，將聲景認知架構分為文化音場與為社會音場。文化音場中以遶境參與隊伍所演奏之音樂，以及遶境空間為探討核心；社會音場為遶境時周邊的公共聲響，並以交通噪音及聚落空間的道路為討論主體。上述基於遶境隊伍與車輛作為

道路的共同使用者，從二者的互動中呈現道路空間使用行為變遷，透過Henri Lefebvre空間生產的概念三元組：空間實踐、空間再現、活現空間，論述從事前規劃到遶境空間成形的遶境空間生產，為透不同立場下的人對於遶境聲景想像交織而成，其中，包含遶境的路徑與展演形式，並以遶境音樂展演為主軸，討論在建成環境與社會環境變化下，文化音場與社會音場的實質互動。遶境聲音景觀的變遷上，於日治時期呈現出以店鋪業主將繁榮的漢人市街與因市街改正開闢的新興商業大街的納入路線規劃，以及將遶境活動賦予促進商業經濟之功能，並以藝閣進行廣告宣傳。戰後國民政府有鑑於迎神賽會花費頗多且易造成交通壅塞等原因，限制贏神遶境活動與廣告藝

閣，以致隊伍以愛國宣傳之回應以配合當政者之喜好。另外，因1960年代後台北市急遽都市化與工業化，聚落內交通幹道之開闢與台北東區新市鎮興起導致大稻埕內的商家東移，遶境活動在面臨資金短缺與人力短缺下，許多原由地方業餘子弟所成立的音樂團體紛紛解散，取而代之的為仍有祭祀需求之廟宇、宮壇所聘請的職業北管與陣頭，並從台灣南部引進什家將的表演系統與以電音舞曲伴奏的電音三太子，此時的遶境景觀轉變為戰後都市計畫下聚落面臨高密度開發與主要交通幹道拓寬下，形成以街廓內外遶境路關節點串連之軒社、獅陣與寺廟的交陪網絡，呈現過往遶境空間性質由商家規劃的繁榮商業區域，轉變為以地方祭祀社群行動空間的遶境聲景變遷。關於以穩定遶

境聲景看待當今聚落交通聲景之形成，亦即為文化音場與社會音場之互動。其為隨著交通工具日益普及，社會音場於道路空間中逐漸佔有一席之地，大量增加的車輛所造成的道路空間使用亂象與交通噪音促使官方不得不訂定法規限制汽車的噪音與道路的使用規則。另外，因急遽都市化下的交通擁擠，導致政府以道路拓寬、單行道設置、高架道路設置疏導車流於寬廣的交通要道上。大量車流匯集於主要幹道促使的街廓外圍交通噪音集中，街廓內散佈零散的摩托車與汽車聲響，再加上工商社會中的上下班車流噪音，以致建商趨向將住宅公寓設置在寧靜的街廓內，而以商業使用為主大樓則多興建於交通要道兩旁。遶境隊伍受工商社會下的作息秩序影響，逐漸限縮其展演聲量與時段

。從過去由官方制定交通管制限制車輛於祭典期間進出，至現今因車輛普及後道路主要使用者之轉變下訂定之交通規則，如巷弄內的單行道與街廓腳的紅綠燈，從起初作為規範車輛行為在遶境隊伍逐漸少至不需交通管制之時，成為當今遶境隊伍新興的行進規則，顯示社會音場與文化音場互動下由遶境隊伍配合調整自身的展演方式，並穿梭在街廓外圍商半大樓林立且車流喧囂之處與街廓內巷弄兩側公寓、住宅林立之情景，呈現近代遶境的聲音景觀之形成。總結來說，回應社會空間建構本質之變遷。文化音場中的空間與聲音變動，由重要商家密集道路與廣告藝閣展演，轉變為街廓內的寺廟、宮壇、軒社社館的節點串連，與穩定北管音樂、神將、神轎參與，反應遶境的社群空間由

大稻埕地方商家，轉變為現今社寺成員的日常生活空間。另外，以實質環境而言，都市空間為容納交通工具日漸普及後大量車潮，進行大型交通要到開闢，促使大稻埕聚落朝向街廓型都市空間發展，形成當今文化音場呈現穿梭於各街廓之間的社寺串連。再者，原本以限制車輛活動行為為主的道路交通規則，在文化音場受社會文化環境背景影響下，於道路中不再具有主導地位後，反過來成為文化音場展演行為的新依據，並影響遶境路線的安排。以上二者互動構成所謂的遶境聲音景觀的歷時性變遷，亦即由商家廣告展演為主轉為都市脈動下的遶境聲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