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港口事件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查出實價登入價格、格局平面圖和買賣資訊

苦楝花Bangas

為了解決大港口事件的問題，作者陳耀昌 這樣論述：

「開山撫番」的歷史衝擊！ 為台灣留下歷史，為歷史記下台灣 　　三個後山原住民族「被開山撫番」的故事。 　　陳耀昌賦予原住民的角度與感受。 　　〈奇密花〉 　　她不自覺地流下眼淚來。這個操場就是整整一百四十一年前，吳光亮屠殺原住民的地方，現在稱為「大港口事件」的發生地。而其實，大港口事件只是眾多戰役及大屠殺的一節。她回到操場邊，昨夜的槍聲及慘叫聲又在他腦中響起。她跪了下來，向埋在地下的亡靈表示歉意。 　　〈苦楝花〉（撒奇萊雅語Bangas） 　　撒奇萊雅的故事，從來沒有戰爭。撒奇萊雅的故事，頂多只有喜歡嚇人的巨人阿里嘎該。撒奇萊雅的故事，頂多是會欺騙小孩的的阿里嘎該。撒奇萊雅的地域

從未有戰爭，撒奇萊雅不要戰爭。木神Sakul啊，撒奇萊雅不要戰爭，但是白浪敵人一直侵凌加禮宛及撒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所以撒族過去從未有戰爭。人既犯我撒族，撒族抵抗有錯嗎？ 　　〈大庄阿桃〉 　　萬一像加禮宛的事也發生在我們大庄，Taiovan族的歷史必須永遠流傳下去。所以我希望大家保持警覺。每一家都必須準備一些食物，如果官兵真的來了，我們必須到山中去躲一陣子。 本書賣點 　　繼《傀儡花》《獅頭花》之後，「台灣三部曲」最後一部《苦楝花》重磅上市！ 名人推薦 　　孫大川│監察院副院長 　　李弘祺│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歷史教授 　　浦忠成│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聯合推薦

　　陳醫師在本書寫後感言裡，清楚交代了自己在田野調查中見到的人和種種令人驚嘆的巧遇。文學創作的本領，讓他有更大的空間、更大的想像力和自由，去填補文字和文獻無法記錄的聲音，從族人飄渺的口傳記憶裡，讓歷史重新說話。──孫大川 　　陳醫師有一個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讓這些小説同時得到解釋，好「發明」或「再現」十九世紀的「開山撫番」歷史。顯然地，這個使命是沉重的，而它的展現則是燦爛的。──李弘祺 　　陳耀昌醫師的努力尋訪，讓這些故事／歷史再次被擦亮。這本《苦楝花》應該可以讓行遊東部縱谷與東海岸的旅人得以增添更多歷史／故事探索的興味。──浦忠成  

大港口事件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普悠瑪「越級者」身分認同的反思：從個人、部落和族群觀點分析

為了解決大港口事件的問題，作者陸浩宇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普悠瑪（Puyuma）部落的「越級者」為例，從個人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以及筆者的個人經驗，討論當代普悠瑪會所制度的改變與卑南人身分認同問題。會所制度因社會環境而有所轉變，如會所訓練、年齡階級制度化以及成年禮儀式。除此之外，許多族人旅居在外或是其他原因，以至於無法適時舉行成年禮，因而設立pasabung補行制度，提供未能適時舉行成年禮者取得部落成員身分的方式。另一方面，過往研究已指出卑南族身分與部落成員身分的認定方式是有差異，前者是由官方以法律規範個人的族群身分，並且享有國家賦予的權利義務；後者以個人經由部落的身分認定方式，取得部落成員身分。但是，從越級者的例子來看，雖

然透過社會制度取得部落成員身分，但是在個人實踐身分認同的過程，對於自身的部落成員的身分認同是有所疑慮。越級者的例子，體現生命歷程對於個人身分認同的影響，以及突顯當代卑南人的主體建構過程中的複雜面向。

原住民族運動.媒體.記憶：後殖民進路

為了解決大港口事件的問題，作者Isak．Afo 這樣論述：

　　本書是著者近年來探討原住民族運動、媒體、歷史記憶方面的五篇文章，具體呈現他在後∕解殖民進路的實踐路徑：   　　一、剖析公廣集團傳播帝國主義下的原住民族電視台之依賴性格，並從多元文化主義和法理探討分析原住民族電視台的公共性定位和自主經營的可能性。 　　二、在台灣多重層傳播帝國主義宰制下的媒體環境，提出原住民族具文化抵抗進路、自我書寫、解放性意涵的自主性傳播論述。 　　三、從阿美族人自我書寫和紀念的「大港口事件」，探討原住民族歷史苦難記憶的儀式過程，敘事書寫和集體記憶乃至對抗遺忘的論述實踐，具解放性之自我救贖意涵。 　　四、從象徵鬥爭的概念探討台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和

其他衍生性運動的意義和發展。 　　五、分析當代民主國家對原住民族具帝國主義和制度性暴力的政策，藉普遍人權主義之霸權反削弱原住民族的差異性和自主性，破壞原住民族之文化主體，同化了原住民族，基於此，提出自決自治是具社會改造性格的賦權性解殖工程。

番割與清代臺灣的邊區社會

為了解決大港口事件的問題，作者班偉 這樣論述：

　　清治臺灣初期，劃界封禁、族群分類是官方治理臺灣的大方向，「分」字為其主軸，落實以「分界」、「分類」、「分治」等施政措施，因此形成人文、地理、經濟上的阻隔。番割因商業利益越過人文、地理屏障，衝撞挑戰官方「分」的意志。公領域上，原為違禁越界的番割，卻受官方之託，或為堵禦邊區，又或為協帶「生番」為官方出力、更有邊陲地區地方治安的危機，借助番割在地方的力量。黃祈英、張丙事件後，官方開始關注「同番化」較深的番割，影響其統治。光緒年間清政府積極治臺，此時將番割納入官方的撫墾體系中。顯然官方對番割的態度隨邊界政策、社會概況、治安事件而調整。在私領域中，不論土地開發、水利建設及隘墾組織的邊區經營，都能見

到番割所發揮降低衝突的重要功能。漢人在開墾受阻礙、生存受威脅、族群遇危機，番割受託協調、講和甚至以私人武力相助。　　清代臺灣的邊區，是國家統治力量的最邊緣，走私交易、獵首出草、設隘防番、協議和番，都在這個場域上演，不但是族群間互動接觸前緣，也是各方勢力的競技場。番割所建立的人文、地理網絡，在狩獵與農耕文明的相遇競逐中，除了武力對抗之外，增添了其他的可能選項，建構出邊區社會多元的樣貌。綜觀歷史軌跡，清政府逐步走向「分界」、「分類」、「分治」的施政舉措並未阻止雙邊往來，原漢關係反愈朝向更深化多元的互動交流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