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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於移工招募與人力運用的管理策略 以越南籍移工為例

為了解決彰化銀行存款機上限的問題，作者劉硯雲 這樣論述：

1980 年代越南政府已將移工輸出到東歐和前蘇聯集團國家，並用來支付其債務。台灣引進越南籍移工進入台灣移工市場相較其他國家應較為晚。台灣地區在引進外籍移工的運用，初期普遍存在些許的歧視觀點，對於其工作安排與工作考核不若本國移工一般，較不具一致性，近期台灣地區人力供應，不論在數量、工作內容與成果上，已越來越無法滿足企業需求；因此，如何將外籍移工進行有效的運用，已經成為企業亟待解決的議題。本研究訪問三家具有十年以上運用越南移工的台資企業進行訪談，運用文獻查證與分析，輔之以質化分析法等為研究方法，以探討台灣企業對越南移工招募人力運用的管理策略，並獲致以下結論：一、越南移工之招募不論由仲介公司代為甄

選或者企業赴越南自行甄選，對於其所甄選之越南移工均有一定的滿意程度。二、仲介公司所甄選之越南移工，於其工作動機上較偏向金錢動機，主要選才除考量前述因素外，並側重於工作態度的積極性。三、訪談企業對於外籍移工與本國勞工之運用與管理，並無差異性存在；但普遍企業認為本國勞工在基層勞動力上的表現，已經明顯不及於越南移工。四、部分企業對於越南移工之運用較為滿意，並且有更進一步提升為基層幹部之作法。文末，對於台灣企業引進外籍移工，研究者自訪談整理中，提出建議如下：一、委由仲介公司代為甄選外籍移工，當慎選其仲介公司，以不負所託。二、越南移工因越南社會、經濟相較過去二十餘年中已有明顯變化，其工作動機在金錢誘因上

亦趨薄弱。三、引進外籍移工在人力運用與管理上，企業應有更積極性、系統性的運用與培育方式，以便在未來「新經濟移民法」通過後，能有效銜接企業所需之新移民勞動力。

銀行業最終股權結構與CAMELS之關係

為了解決彰化銀行存款機上限的問題，作者吳孟紋 這樣論述：

近年金融機構負責人未確實負起對金融機構監督職責，是台灣金融機構發生問題的主因之一。許多文獻指出台灣大多數公司屬於所有權及經營權不完全分離，且股權集中情形與發生財務危機的機率有相當關聯。目前台灣各銀行的董事們仍是銀行放款的最終決策者，當董事們投入股份與銀行獲利息息相關時，當以銀行利益為優先考量，但當董事們能以少量股份控制銀行的營運決策時，可能將以自身利益為優先考量而傷害銀行績效。現代公司經營理念提倡「一股一權」原則，為的是降低道德風險。故股權結構很可能是研究銀行績效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 本文以1998年∼2000年台灣32家上市銀行為例，研究股權結構對台灣整體銀行績效的影響

，著重於（1）檢視台灣32家上市銀行的最終控制權及盈餘分配請求權結構，偏離一股一權及其他不正常的情況。（2）以學界及實務界常用的因素、銀行最終股權結構及偏離一股一權對銀行績效（CAMELS）的影響。本文採用普通最小平方（OLS）迴歸方法，分兩個模型探討銀行放款策略、多角化、代理成本、股權結構及總體經濟對銀行績效的影響。模型1以上述五構面變數對CAMELS進行迴歸，模型2加入股權體質健全指標，探討不同股權體質健全情況下，上述5構面對銀行績效的影響。再利用F檢定測試與所有被解釋變數是否有顯著的統計關係。過去的研究皆未出現此種作法，黃思嘉（2000）僅是探討影響資產品質的因素，許秀靜（2000）僅檢

驗股權結構對代理問題的影響。 本文得到結果如下（1）台灣銀行業主要是由政府及家族控制。準公營銀行平均獲利高但亦有高逾放比，法人及股權分散型態的民營銀行績效皆不佳。股權體質健全銀行的主要績效平均表現皆優。（2）股權體質健全指標與銀行資本適足性呈正向關係。當原本股權體質不健全的銀行可減少股權體質健全指標，透過董事長兼任總經理使淨值/總資產上升。就資產品質而言，原本股權體質不健全的銀行可增加其股權體質健全指標，透過獨立董事數目改善BIS。原本股權體質不健全的銀行可降低其股權體質健全指標，透過CON/CASH、營業費用、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擔保放款及營業外支出改善逾放比。（3）就管理

能力而言，原本股權體質不健全的銀行可增加其股權體質健全指標，透過營業外收入，使Efficiency ratio增加。原本股權體質不健全的銀行可減少股權體質健全指標，透過營業外支出改善Burden ratio。（4）就獲利能力而言，多角化程度與R.O.E.及R.O.A.呈正向關係。擔保放款、CON/CASH及股權體質健全指標與R.O.E.及R.O.A.呈反向關係（5）就流動準備率而言，原本股權體質不健全的銀行可增加股權體質健全指標，透過中小企業放款、營業外收入、CON/CASH改善存放比。（6）就市場利率敏感性而言，原本股權體質不健全的銀行可減少股權體質健全指標，透過營業外收入改善利率敏感性缺口

/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