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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村的「皇民化」－高雄州「部落」社會教化團體的運作

為了解決新莊農會肥料的問題，作者陳怡宏 這樣論述：

相較於過去研究重視由壓迫與反抗史觀出發，並由高度意識型態觀點出發探討「皇民化」及社會教化政策，並過重政策史及殖民地菁英的視角。本論文則論述1930年代以來的高雄州農村的官製社會教化團體創設經過、運作實況及非殖民地菁英的視角。透過官方文書資料與社會教化團體參與者陸季盈日記，從外部觀點及內部觀點分析此團體。 首先分析1930年代社會教化運動興起前存在於高雄州的部落組織，主要有民間的庄廟與官方的保甲及共同苗代組合。庄廟為部落傳統議事中心，官方1936年前僅採取設立登記及管理人許可制進行管理。保甲是依照自然村為基礎設立的治安組織，受警察派出所管理，「保」創設後成為後續高雄州官方設置官製

部落組織的設立基本單位。1910年代中後期，高雄州以保為單位開始設立「共同苗代組合」促進部落農業發展。接著分析1936年前的高雄州社會教化情形，大致設立家長會及國語普及會（後改稱國語講習所），1931年以前，官方並不特別重視，隨著十年國語普及事業推行，1933年度後開始顯著設立相關國語普及設施。 第三章接著講述高雄州社會教化團體的設立過程。本章以青年團為例，1930年至1938年間青年團設立區域為公學校通學單位，隨著1930年代社會教化運動在部落的發展，加上中日戰爭爆發，強化擴大青年團以統制青年，青年團下設置部落分團，強化與部落的關係。本章以陸季盈日記為例，探討青年團除戰爭動員外，也包含

公民養成及個人成就的可能性，這些活動更吸引青年團成員，成為柔性法西斯組織得以存續發展的重要原因。 第四章及第五章分從制度與運作層次探討部落官製社會教化團體的創設與運作問題。首先介紹1930年代以來日本本國推行的社會教化運動如何與臺灣產生連動，因此臺灣開始產生部落社會教化團體。高雄州結合產業與教化功能，在農村部落設置農實組，並創設社會教育統制機構民風作興會進行指導。接著分從農實組的組織、功能、人員方面討論，發現一開始農實組賦予產業與教化任務，隨著戰爭發展被賦予更多新的任務，而農實組職員在部落也就逐漸擁有更多權力。人員方面，分析農實組職員組成以中上層自耕農民及部分在村地主為主的可能性較大，實

際執行者委任專任書記處理，這些書記雖非組合長也非菁英，但年輕且具備日語溝通能力，為官製社會教化團體的末端執行者。新制度農實組與舊制度保甲之間，從若干事例看來，有些街庄有高度重疊，有些無太多重疊，顯示部落有新人擔任農實組組合長。第四章最後探討中日戰爭爆發後，高雄州部分郡守透過「寺廟整理」並將財產等轉換至「農實組」（官製社教團體）名下，企圖徹底轉換部落議事中心，以達官方控制的目的，本節並探討臺灣人對寺廟整理的應對方式。 第五章則從陸季盈日記，探討街庄民風作興會與農實組的運作實況，並論述皇民奉公會成立後的變遷。發現幾點：首先，農實組確實實行相關產業與教化事業，不過這些都在街庄民風作興會的指導下

，街庄民風作興會與部落農實組則是在郡民風作興會的積極統制下運作。其次發現部落民眾缺乏學習國語的動機，官方積極鼓勵與成效間存有落差。第五章最後論述皇奉會成立後部落同時存在保甲、部落會及農實組三種組織，及其產生的問題。

台灣稻米品質與品味的轉變

為了解決新莊農會肥料的問題，作者鍾怡婷 這樣論述：

近十年來對稻米之意義層次的關注增加，且稻米已成為滿足人們維生之外之需求的產品，而這種需求為何會成為需求？此一問題涉及了人們的食物選擇，究竟人們是憑藉著什麼判斷原則來決定自己要消費什麼食物？ 本研究針對圍繞著稻米「品質」所進行的建構過程進行分析，以理解其中的編碼工作與競奪行動，藉由「品質化」之概念以理解消費者與產品的互動，並從中檢視消費者的能動與被動，以及飲食品味的形塑。據此，本研究採取文化經濟學取徑重新檢視稻米此一農食在台灣的消費變遷，特別是在交換領域中人們對稻米所建構的感受與認識，最後形成了固著的品味系統。透過此一考察，本研究指出稻米產品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品質，其品質化過程中國家與科學家所

界定之架構長期以來佔據主導地位，近十年來繞開國家的力量則逐漸浮現，而品質被賦予的環節則逐漸自生產端移向行銷端，以美學化與道德化來建構品質之趨勢亦愈具影響力。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的行動者掌握主導所謂「好」食物的詮釋正當性，藉由獲取正當性，社會大眾自然而然地接受並持續消費，進而對品味進行了潛移默化的形塑。消費者、產品供應者、國家與科學家在象徵系統與文化系統中進行鬥爭，以形塑內化且固著的品味系統。我們所探究的問題指出了稻米在台灣社會中的物質與象徵意義的轉變，而圍繞著「什麼是『好米』」的認識建構，確實對食物系統之生產與消費具有形塑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