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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奉安設備之研究

為了解決樹林國小畢業紀念冊的問題，作者賴怡慈 這樣論述：

現今對於日本天皇崇敬之地位，是為明治維新後，為建立凝聚人民認同下，所極力從新塑造之延續。在臺灣，學校內亦可看到教育敕語謄本、御真影、奉安設備或空間等建構天皇神聖性的媒介。御真影為天皇皇后肖像，教育敕語是內閣以天皇知名發表對於教育的話語，奉安設備或空間則是保護與天皇有關物件的專屬設置。進一步比對文獻資料，臺灣學校內的敕語謄本與御真影的下賜狀況，實則不如《臺灣教育沿革誌》中所說的全臺學校皆有，而是依是否有準備奉安設備或空間等為下賜依據；另一部分，針對奉安設備或空間等形制進行梳理，從圖像學理論與類型學分析其形制外觀的含意，以及依保護的物件而有所不同的設置狀況，敕語謄本的保護多數使用單開奉安庫，御真

影的保護則是慎重以待。實際的下賜與奉安仍依各學校之能力有關，各學校亦會透過寄附、募資等方式盡可能的準備奉安設備或空間。並透過對於下賜、奉安過程、日常安排及特定節日的儀式行為等，以及奉安設備或空間的設置分析，進而知道當時致力於天皇的神聖性建構，以及認同塑造等的操作方式。

現代美術建設新鄉里：日治時期李梅樹美術活動及人物畫研究

為了解決樹林國小畢業紀念冊的問題，作者詹凱琦 這樣論述：

本篇論文重新檢討李梅樹作為美術家─新興知識人的背景與思想特質，由此一角度，討論其日治時期美術活動的定位，以及人物畫與社會脈動的關聯，觀察臺灣美術家以現代美術參與社會，提升台灣本地文化的重要關懷。首先值得注意，日治時期李梅樹家族背景的重要性。李梅樹的兄長劉清港(1885-1930，從母姓)是地方受新式教育的先鋒，家族以其醫師身份為中心，社會地位歷經轉換，逐漸成為地方具影響力的世家。李梅樹就讀總督府國語學校，兄長就讀於醫學校，兩間學校畢業生正是「新興知識人」群體的核心份子，諸多面向看來，李梅樹處處流露與時下思潮貼合的態度，正是理解他脫離教員、轉向美術發展的關鍵。李梅樹承繼北師前輩及同儕黃土水、陳

植棋以來，讀書人投身美術的理想，呈現臺灣美術早期萌芽時，逐漸結合知識份子理想的獨特性格。李梅樹是臺陽美術協會的草創成員，也是陳植棋引領的赤島社美術活動中斷後，臺灣美術團體承上啟下之關鍵角色，其活躍於美術界與地方政治的多重身分，不僅接續現代美術的社會實踐，也扮演與當局斡旋角色，確保美術團體的文化空間。臺陽美術協會與其前身「赤島社」皆有走入社會、培育美術人才的意圖，前後兩階段的美術活動實現以現代美術提升本地文化的社會關懷。此階段李梅樹留下的人物畫是美術運動的一環，由田野調查的照片與繪畫比對，可見畫家有意識地使身邊的家族親友展露現代之美，並透露臺陽美術協會讓「美術」進入現代生活的核心主旨，塑造具主體

性的台灣文明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