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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必修第一堂課：反洗錢、反資恐、反武擴之立法、國際規範與評鑑

為了解決法務部上級機關的問題，作者蔡佩玲 這樣論述：

　　入門洗錢防制規範與掌握國際趨勢最實用的工具書！ 　　本書作者主責我國洗錢防制法修法與資恐防制法立法研修，並主辦我國國家風險評估與第三輪相互評鑑程序，亦獲重要國際組織選派為評鑑員與國際講座，對於國際組織、規範與我國洗錢防制領域發展具深厚理論與實務基礎。 　　內容收錄作者歷來發表文章，包括防制洗錢／打擊資恐國際趨勢、國際規範與評鑑、我國法制歷程與緣由、人才養成與視野等四大部分，深入淺出，為洗錢防制領域必修不可或缺之入門書。 聯合推薦 　　法務部部長／蔡清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天牧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前主任兼法務部次長／蔡碧仲 　　行政院洗錢防制

辦公室主任兼法務部次長／陳明堂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秘書長／吳當傑  

法務部上級機關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五款解僱事由之研究──以「不能勝任工作」之判斷標準為中心

為了解決法務部上級機關的問題，作者劉育承 這樣論述：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之「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是法定解僱事由之一。「不能勝任工作」為不明確之法律概念，學說與實務對於本款事由之解釋適用迭有爭議。因為缺乏深入探討該款解僱事由之立法歷史、解釋論之發展，以及法院個案適用的文獻，而需要進行完整深入的研究。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以研究相關問題。除了透過相關歷史資料，獲悉本款事由的立法歷史，也藉由分析學術文獻與實務裁判，打破過往的主觀說與客觀說之爭議，提出將「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概念作為上位判斷標準，並全面質化分析我國法院裁判的判斷標準。最後，為了提升本款事由操作適用的可預測性，本文提出「不能勝任工作之判斷」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判斷

」的二階判斷模式。於第一個階段，先藉由「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之上位標準，建構得勝任工作之抽象能力標準後，再將勞工實際之能力與該標準，透過「契約等價性之破壞」或「經濟目的之不達」二種次判斷模式，並斟酌可能影響期待可能性（即是否無法期待雇主不終止勞動契約）之情事，調整判斷標準之寬嚴後，判斷勞工是否不能勝任。於第二個階段，則依據改善可能性與迴避解僱之期待可能性，具體判斷雇主是否應該採取特定之迴避解僱手段，以判斷解僱是否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懲罰的三大思辨：懲罰是什麼？為何要懲罰？懲罰的是誰？

為了解決法務部上級機關的問題，作者迪迪耶．法尚 這樣論述：

　　「有錢判生，無錢判死」是危言聳聽還是真有其事？ 　　懲罰是正義還是暴力？ 　　懲罰是什麼？是折磨還是必要之惡？為何要懲罰？為了修正罪惡還是報復罪犯？懲罰的是誰？是罪犯還是應該被懲罰的人？   　　刑罰如何與罪行相符，從來不是簡單的事。懲罰背後的文化脈絡，值得我們深思。 　　2019年法國紅十字會研究獎得主迪迪耶‧法尚（Didier Fassin），在道德經濟方面的研究，以及針對國際人權分析、消弭貧窮對策，以及移民與安置對策等方面屢有創新觀點，本書是其震撼世界之最新力作。 　　自二十世紀末期以來，許多國家逐漸走向鎮壓主義，法令日趨嚴厲，法官也越來越缺乏彈性，而這和違法及犯罪行為並

沒有直接相關。迪迪耶‧法尚同時採用系譜學和人類學方法，從懲處的基礎本身出發，試圖釐清在當前世界中，「懲處」這件事所要面臨的挑戰。 　　懲罰是什麼？為何要懲罰？懲罰的是誰？透過這三項問題，法尚以道德哲學與司法理論展開了批判式的對話。透過不同的歷史和國家背景窮盡說明，他特別證明了對犯罪的回應並不總是和施加痛苦有關，而且懲處不只是來自將其合理化的理性邏輯，刑罰的加重經常是社會分化的結果，因而也增加了不平等。 　　與洋洋自得的刑罰民粹主義相反，法尚的研究對滋養懲罰激情的先決條件提出有益的修正，並促使人們對現代世界裡的懲處狀態進行重新思考。 專文導讀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林永頌律師 專

業推薦 　　法律白話文網站站長楊貴智律師   作者簡介 迪迪耶‧法尚（Didier Fassin） 　　著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以及醫師，目前任教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以及法國國立高等社會科學院。法尚特別關注道德人類學、執法單位如何執行法律權力等議題，曾花數年時間觀察巴黎地區的警察，提出廣泛的暴力與種族歧視問題。 譯者簡介 林惠敏 　　中央大學法文系畢業。目前為自由文字工作者，主要仰賴英法語翻譯為生，已出版譯作包括《法國藍帶糕點聖經》和《喜悅的力量》等三十餘本作品，亦曾以不同筆名為多本推理小說撰寫推薦序。對美食和文字的熱愛不下於對身心靈和神祕學的探究，相信足以撼動味蕾的美好

感受永不退流行。   導讀　他山之石：借鏡歐美，反思臺灣／林永頌   前言　懲罰的時刻 　致謝 　詞彚注釋   引言：兩段故事   第一章　懲罰是什麼？ 第二章　為何要懲罰？ 第三章　懲罰的是誰？ 結論　對懲處的重新思考 注釋 參考書目   導讀 他山之石：借鏡歐美，反思臺灣 　　對法律人而言，懲罰是對於違法者、犯罪者的處罰，其理至明。但是作者從系譜學與人類學的角度提出三個問題：懲罰是什麼？為何要懲罰？懲罰的是誰？他的論述及舉例，在臺灣講求重刑的民粹主義下，值得深思。 　　全球各地監所人滿為患，臺灣也不例外，依據矯正署的統計，一○八年七月矯正機關收容人數六二、九○○人，新入監短期

刑受刑人七六％有前科，其中二五‧一％再犯，五○‧九％累犯，監禁真的能達到教化的效果嗎？作者也提到監禁或隔離有其副作用，家庭或團體所付出的代價，導致集體付出的經濟及人為成本，促進不平等的增生，帶來犯罪的成長並產生不安全感等。臺灣在監執行的收容人中有三成是毒品案件，監禁或隔離是有效的懲罰嗎？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選擇嗎？ 　　作者提到美國聯邦層級的法庭裡公審的訴訟量從五分之一降至三十分之一，九七％的案件在訴訟前便在檢察官的施壓下，認罪協商而解決，美國有二千二百萬名犯人，其中超過二百萬名犯人因為沒有訴訟權而坐牢，這當中有一部分的人儘管無罪也接受了認罪辯護，懲罰跟犯罪不一定相關。臺灣正值推動陪審或參審制之

際，也必須防範經濟弱勢者面對複雜的訴訟程序，在檢察官的威脅利誘下，縱使無罪，也接受認罪協商的結果。 　　美國每年被關進牢裡的一千二百萬人中，有六二％的人是刑事被告，他們維持羈留的關鍵因素是經濟情況。法國刑事被告在所有羈押者中占二九％，他們被監禁在比犯人更嚴峻的地方，有利於招供，自殺率高出三倍，與無罪推定相違。臺灣依法務部的統計，二○一八年被羈押的被告有六、五一八人，約占被監禁者的一○％，比例還不算偏高，但監禁的條件比犯人的執刑還差，確實容易逼使被告招供，此種提前懲處的預防性羈押，不利於公平審判，可能懲處無辜。 　　作者認為懲處與族群、經濟條件及教育程度有關，美國一九七○年代末期至二○○○年

代初期監禁率增加六倍，主要受到黑人人口的影響，尤其是弱勢族群的黑人。白人在三十五歲以前坐牢者占二‧九％，黑人則是二○‧五％，白人大學畢業的人是坐牢者的十倍以上，黑人取得大學文憑的人則不到坐牢者的二倍。違法數量增加集中在貧窮黑人人口當中，因毒品被逮捕的黑人是白人的三倍，但黑人毒品使用率較白人少四分之一。法國獄中二分之一的人表示沒有工作，而四分之一的人是工人，十分之四的人沒有文憑，超過四分之三是少數民族。臺灣依據矯正署的統計，在監的犯人有八‧六％貧困無以維生，六二‧七％勉強維持生活，換言之，經濟有困難者超過七○％。此外，在教育程度方面，不識字者占○‧六％，國小九‧六％，國中四○‧九％，高中四一‧六

％，換言之，國中以下學歷占一半以上，學歷普遍偏低。臺灣雖然較無因種族歧視而被懲罰的情形，但是從經濟條件與教育程度顯示，懲罰的對象是弱勢的中下階層居多。作者提醒：「懲罰的是誰？」在「人民非法主義」（最常見的類型是掠奪）與「資產階級非法主義」（主要的類型是詐欺），我們做了什麼選擇與決定？是否前者重罰，後者輕判？ 　　美國的報告顯示，身體、心理和性暴力在美國的監獄是很尋常的事，即使犯人死亡，管理單位也很少受到制裁或起訴，律師、協會或研究者要調查，也遭到拒絕，這個不透明、難以滲透的世界，濫用權力、粗暴行為，甚至折磨的形式都一直流傳著，而不會受到處分。臺灣的監獄也有類似的問題，但二○一七年十二月大法官

第七五五號解釋認為，監獄的管理措施逾越監獄行刑目的所必要的範圍，不法侵害基本權利非屬輕微時，得向法院請求救濟，要求立法機關二年內必須修法，司法國是會議也有所決議，目前立法院一讀通過的《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有外部視察小組及救濟程序等規定，有待立法院三讀通過。 　　作者也提到法國的例子，因為種族的歧視及排外的偏見，警察對於勞動階級住宅區的敵意與偏見，警察會發生報復行為，也可能為了取得上級喜愛，呈現漂亮數據，做出偏差行為或捏造犯罪，受到內政部的鼓勵，司法機關也加以寬容，造成無辜者的懲處，以及不法的懲處。在臺灣，檢警的不法逮捕或違法取供時有所聞，但檢警的懲處或起訴少之又少，除了造成不少冤案，也

破壞人民對司法的信賴。目前臺灣救濟冤案的再審成功案例極少，再審制度的放寬以及CCRC（刑事案件審議委員會）制度的建構，司法國是會議均有著墨，但目前司法機關均無進展，未來有待努力。   林永頌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 前言（節錄） 懲罰的時刻 　　法國歷經其近代和平時期中法令最嚴苛的時期。儘管實際上在二戰後曾有一段例外的時期，淪為階下囚的男男女女前所未有地多。在六十多年的時間裡，監獄人口倍增至三點五倍。一九五五年受監禁者有兩萬名，一九八五年有四萬三千名，二○一五年有六萬六千名。在二○一六年更以七萬名囚犯打破紀錄。開放監禁者更是大幅成長，人數在三十年內增加了將近四倍。因此，今日依

法監禁者已超過二十五萬人。然而，這樣的演變並非如我們試圖所相信的起因於犯罪率的增加。儘管相關統計難以從違法的定義、受害者的聲明，以及行政紀錄來說明這樣的變化，儘管在涉及不同種類的犯罪行為時會有不同的趨勢，但近半世紀以來，我們掌握的資料已證實，最令人高度關切的犯罪形式幾乎是持續在倒退，先是從殺人和最嚴重的暴力開始。我們不難想像，在我們觀察到的演變中，恐怖主義相關事件便占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事實上，這樣的演變起自一九七○年代，因此在最早的恐怖攻擊事件之前就開始了，而且最常涉及未成年犯罪，在日益增加的判刑中占了最大的比例。再者，這些攻擊所導致的悲劇可鞏固漫長的鎮壓程序並加以合理化，而且變得讓人很難去

質疑，儘管主要涉及的是較不嚴重的罪行。 　　如果階下囚增多不是因為真正的犯罪率上升，那要如何說明這樣的演變呢？這結合了兩大深深影響法國社會的現象：對違法主義與偏差行為同情心的演化；聚焦於安全重要性的政治言行。前一種現象與文化有關，後者則是政治。 　　一方面，個人顯得越來越無法容忍對其存在造成困擾的人。不禮貌的行為、出聲恫嚇、言語攻擊、鄰人之間的爭吵、伴侶之間的口角，一系列能從地 　　方實證經驗中找到解決之道的人際關係衝突從此鬧上警局，往往還訴諸法律，有時還會坐牢。此外，這樣的趨勢往往涉及無受害者的違法行為，例如吸食毒品、建築大廳的臨時占用、侮辱國旗、賣淫或使用某些宗教符號。一般大眾對至今

法律所忽略的行為容忍門檻降低，再加上在道德期待擴張的情況下，執法者往往傾向緩和社會氣氛。然而，這樣的傾向並不會對所有的違法行為及其行為者造成同樣的影響。這很自然地會對優勢族群寬容，但卻嚴厲地打擊平民階級。一般人對逃漏稅的容忍度通常高於商店竊盜。事實上，這種混亂的等級和相應制裁的變調同時反映出社會關係的僵化和道德判斷的分化。 　　但另一方面，政治精英也強化甚至預見市民們對安全性的擔憂。在他們受市民委託處理其問題時，他們所採取的方式已超出民主政體對這些需求的回應。經由媒體對不同犯行和暴力事件的加工輔助下，這些精英們配合、加劇，甚至是引發焦慮和恐懼。他們利用這樣的焦慮和恐懼。實際上，他們想透過展現

嚴厲，從情況的戲劇化和行使自身權威來尋求選舉的利益；而不得不承認的是，近十年間對政黨和政治人物而言最成功的策略，就是抓住這些煽情並令人激動的主題。此外，刑罰的民粹主義對這些精英來說更是有利，因為當他們掌權時，他們往往很難強調其他領域的政績，例如社會正義。 　　社會選擇性的不寬容就這樣和政治人物的刑罰民粹主義相呼應。但不論是何者都不足以解釋半世紀以來所觀察到的演變――我們不能只是像某些人一樣，以民眾的不安全感作為藉口，或是像某些人一樣，竭力揭發精英們的操控。是兩種現象的結合，造就了判刑率的激增。這樣的結合主要以兩種方式具體表現在公共部門的行動中：鎮壓範圍的擴張，以及制裁體制的加重。一方面，過去

不屬於犯行的案件被送入刑事法庭：新的違法行為被創造出來，而某些原本只需罰款的案件變得必須被送入監牢。道路犯罪的情況便足以提供說明。公權力、公共衛生受害者與專家協會的動員，導致越來越嚴厲的法律決議、酒精檢驗可接受門檻的降低、測速器的設置、罰款的制定。因此，道路安全的違法判刑在二十年內增加了一半，而且在近十年間，駕照吊銷後的駕駛判刑增加了三點五倍，導致每年有三千件的實際監禁判刑。另一方面，同樣犯行的制裁加重：更常判處剝奪自由的刑罰，監禁的時間也更長。多種因素都助長了這刑罰的實務導向。最低量刑的設立在宣判的最低刑罰比例中增加了五倍，並超出了八至十一個月的平均監禁人數；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法令條文廢除

後，其影響力仍然持續著。立即開庭審理的判決發展包括嚴峻性的增加，因為據估計在這種架構下宣判的剝奪自由刑罰比例是傳統程序判決的兩倍。權力與輿論的共同壓力，讓法官更常做出監禁刑罰或維持臨時拘押的判決以自保。民眾敏感度與政局的變化就這樣對整體的刑罰制度造成影響。 　　然而，這樣的演變和作為支持的邏輯並非專屬於法國的特權。具有最戲劇化演變，也最值得研究的是美國。在一九七○年時，美國聯邦與州立監獄有二十萬名囚犯。四十年後，監獄人口已超過八倍，其中包括地方的感化機構（監獄），總監禁人口接近兩百三十萬人。如果再加上受管制（緩刑）或刑罰調整（假釋）的人，已超過七百萬人。在不平等和暴力的增加等背景下，監獄人口

的增長（其中黑人人口超出比例地多）特別是更嚴峻法令所帶來的結果，這和刑罰的自動化和加重，以及刑事機構（尤其是檢察官）更無法變通的做法有關。「毒品戰爭」尤其是這刑罰人口增加與分化的雙重進程的關鍵元素。   兩段故事在名為〈原罪與懲罰〉（Primitive Crime and Punishment）的著名論文中，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轉述了一段他在初步蘭群島（Trobriand）調查時突然發生的小插曲，而這必定深深地影響到他對探討「違法」的理解。「某日，突如其來的哀號聲和大聲的吵鬧讓我得知附近有人剛死掉。有人告知我是Kima'i，一名據我所知年約十六

歲的少年從椰子樹的高處墜落而死。」在抵達舉辦喪禮的場所時，這名人類學家當然注意到參加者懷有惡意的無禮舉動，但由於他對儀式的形式更感興趣，就沒有多加留意。直到後來，他才了解當時緊張氣氛的涵義：這名少年在被發現和表妹之間的亂倫關係後就自殺了。實際上，在傳統的美拉尼西亞社會中，發生性關係，尤其是和自己圖騰部落的人結合，這就是違反了異族通婚的法律，初步蘭人將此視為前所未有的重大罪行。「沒有比違反這樣的禁令更能引發人們憎惡的行為」，馬林諾斯基指出，不過他仍補充「這至少是原住民法律的典範」，因為「當要將這些道德的典範應用在實際的生活上時，事情就會很不一樣」。他在這個群體的長期居留讓他意識到，如果非正式的族

內通婚不是這麼罕見，那這樣的做法也就幾乎不會受到制裁。這樣的做法會受到譴責，但是可以容忍的：在面臨這些法令的違反時，這名人類學家評論「輿論就和偽君子一樣寬容」。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將Kima'i推向了如此悲劇的激烈手段？事實上，這段亂倫關係的曝光最初只帶來村裡慣用的無聲譴責，直到某日想娶這名年輕女孩的男人表示抗議。他先是威脅要用巫術來對付他的情敵，接著這項手段證實無效，他便在某天晚上以傷人的言詞公開控訴並辱罵他，讓他沒有反駁的餘地。面對這樣的羞辱，這名不幸的男孩只有一種體面的脫身辦法。「隔天早上，他穿戴上他的正式服裝和豪華的裝飾，爬上椰子樹並對他的群體說話，向他們告別。他解釋為何他會做出如此

絕望的舉動，並含蓄地指控那位將他逼上絕路的人，意味著此後他的部落有責任為他報仇。接著他彷彿如慣例要求般發出吼叫，從二十幾公尺的高度俯衝而下，即刻喪命。」不久後便爆發了一場鬥毆，求婚者被趕走而且受了傷。正是這樣奇特的發展說明了在葬禮上發生的糾紛。

國家賠償法上損害賠償問題之研究

為了解決法務部上級機關的問題，作者簡鳳珠 這樣論述：

論做本文真正的時間，係在民國106年間，為何會選這個題目，說起來，跟個人注意國是、關心民眾應該保護的權益、社會上缺乏公平正義、輕蔑弱勢一族、政府，乃至於地方自治制度下，並未實際關懷百姓身家性命，許多作為令人感嘆有關。身為升斗小民無能為力，坐看那些出入均美食、往來均豪華交通工具、居住所在亦不流俗，卻窮於去申請社會福利與濟助的人們，佔掉名額，領來補助款爽花，真正需要那些錢來糊口活人的家庭，絕對領不到、更遑論其他。　　此觀國家賠償部分的案件，即可得相當感慨，民眾因公共設施設置與管理不當而受有傷害導致損失時，可依法申請國家賠償，可笑的是，往往地方跟縣市政府在做較量，當民眾到鄉鎮市區公所去做國賠申請時

，填完了一大堆表格後，受理機關會以非台端申請國賠損害之應負責機關為拒絕理由。當民眾跑去縣市政府辦理時，受理單位也是用前述理由為回絕，最後，鄉鎮市區公所會告訴被害人，可依民事訴訟法進行民法侵權行為受損還去求償？須知：進行民事訴訟，是必須先繳裁判費的，法院才會受理，如果沒有錢繳裁判費，就別說其他了！試想，一個上大夜班的人，再返家途中，因為行進時，地面上一個大洞，導致受傷，在受傷期間，無法工作，除了身體上的疼痛，還有來自於經濟的壓力，還要去負擔裁判費？再者，往往訴訟時間相當長，勝訴或敗訴，還都是未定數，這樣，對受傷的百姓，是公平的？在國家賠償法上清清楚楚地規定，民眾申請之國賠金額，經據實核定後，不足

部分，可向直屬上級機關作申請，有誰願意受傷？真的不知道，這些相關的機關單位，為什麼總是要為難民眾？再者，民眾雖然有用路權，然而，相關的公共設施設置及管理，負責的全是政府機關，人民有用路權，卻無法掌控所使用的道路品質呀！政府、相關機關、單位，不必負責嗎？說到國家賠償的議題，順帶絕大多數都會提到刑事補償法相關的問題，國家賠償法是依憲法第24條所制定，當人民受有損害，係因為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權利或自由所致，該公務員除依法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人民就其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請注意：國家賠償部分，一經聲請，係為三部分之請求，即為不法侵害人權權利及自由的公務員部分的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及

人民依國家賠償法所定的國賠法請求權！刑事補償法，以前稱冤獄賠償法，遇有受冤枉者，無端無故飽受牢獄之災，嗣後證明確係冤枉者，得請求冤獄賠償，另，再作筆錄至關押期間，受有難以忍受程度之痛苦者，，可依法向造成其痛苦之公務員，訴求其應負之民刑事責任，在此部的認定，冤獄者所求之依法律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於冤獄賠償金額中獲取滿足。然而，真的有人敢去涉案的違法公務員訴請其應負之刑事及民事任嗎？答案是聞所未聞！亦即是從來沒有人敢！如此，更遑論有涉嫌 之公務員會受到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開鍘祭旗了！憲法第24條前段二分之一處，實乃具文！再以數據做分析，冤獄賠償法，今稱刑事補償法，昔每日可聲請3000元，最高每日可聲請

5000元，蘇建和案中，殺人者（即起訴後稱被害關押期間稱受刑人）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等三人，在涉嫌汐止區吳銘漢、葉盈蘭夫妻命案關押11年後，竟然無罪釋放，又獲冤獄賠償近3000萬元？司法院在近期竟然調高刑事補償金，殺民眾3000元起跳，最高5000元，殺警察4000元起跳，最高5000元？看來，蘇建和等3人，當時聲請金額，經核定僅為1800元每日，實在是有點司法不公！行筆至此，最想說的一句話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不論顏色，不論政黨，所有在朝者、在野者，應該要共同考慮的是：究竟要給下一代什麼樣的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