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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文化、自我效能對離職傾向之影響以工作滿意度為中介

為了解決總頭工業區徵人的問題，作者余淑貞 這樣論述：

員工，是組織中的重要資產，若組織中人員的離職比例高，相對的也會造成組織的成本增加，依據Phillips（1990）研究顯示，一位員工離職所產生的成本約為員工年薪的1.2~2倍，所以員工離職率的探討，是組織績效提升的重要課題。有關離職傾向之前置因素（antecedence），可以歸納成兩個，組織的組織文化、個人的自我效能，因此本研究以在職員工為研究樣本，針對組織文化、自我效能、離職傾向，並以工作滿意度為中介，進行問卷發放。共計發放400份問卷，回收368份有效問卷，32份無效問卷，有效回收率92％。並以結構方程模型（SEM）進行假說檢定分析及中介檢定分析，獲致如下研究結果：組織文化對工作滿意度

為正向顯著影響；自我效能對正作滿意度有正向顯著影響；組織文化對離職傾向有負向影響；自我效能對離職傾向有正向顯著影響；工作滿意度對離職傾向有負向顯著影響；內在工作滿意度與外在工作滿意度在組織文化對離職傾向具有中介效果；內在工作滿意度在自我效能對離職傾向具有中介效果，外在工作滿意度在工作滿意度在自我效能對離職傾向不具有中介效果。

新市鄉區域開發的歷史變遷

為了解決總頭工業區徵人的問題，作者陳啟昌 這樣論述：

新市鄉從地名來看來是一個新的地方，「新」地方讓人覺得沒有歷史，尤其在新市鄉內看不到古蹟，難道新市是個沒有歷史和文化的地方？介紹新市時，沒有特別醒目的建築地標、特色或特產，經常有人將新市誤認為是新化，第一個誤會的話題便是「新化老街」，新市與新化未能有明顯區隔，新市的知名度顯然較低。政府為平衡臺灣南北發展，設立了臺南科學工業園區，大眾對新市鄉開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也讓新市漸漸打開了知名度。荷蘭時期新港社是個西拉雅族平埔族居住的地域，荷蘭東印度公司利用新港社捕捉大量的野生梅花鹿，出口了大量的鹿皮。明鄭時代在此寓兵於農，進行屯墾，征服了此地的平埔族居民。清領時期沿續了荷鄭時期的成果，利用逐漸漢化進行

著各種政經活動，平埔族居民在不斷的漢人進駐下，逐漸往內山遷移，新港由一個平埔族地方，漸漸轉變成了漢人開墾的新天地，新市由來來往往的商旅停歇，成為了一熱鬧的市集，新市地名也由此出現。日治時代在一連串的工業化過程中，眾多的交通建設，引領了新市庄在空間與時間上產生變化，地方頭人的選擇下，決定了新市庄日後未來。戰後歷經了一連串的天災，新市鄉在破瓦中重生，利用日治時代各項經濟建設基礎，默默耕耘、累積實力，土地重新調整讓地主與佃農的角色產生改變。民國60年代在政府大政策下，民間自發性的開發了邱永漢工業區，以及一連串的公司行號進駐，讓新市省道兩側成為了工業地帶，臺南幫、東帝士集團、統一集團進行的開發，使新市

頓時成為一個農工並重的鄉鎮，許多食品標籤上靜靜的印上了生產地在新市的字樣。民國80年代科學園區設立，在新市境內建築了另一個工業城鎮，引領了各項基礎建設，再次掀起了另一波發展熱潮，帶給了許多人「南科一夢」，聚集了超越新市鄉總人口的工作人員，「科技新市」成為了對外宣傳的口號。新市的歷史從有文字的荷蘭時期、明鄭時代、清領時期、日治時代，直至戰後國民政府時期，每一時期新市都有著不同的文化，各時代頭人在有限的地方資源下接替開發。清末以後新市市街漸漸成了政經中心，新市鄉內所有的活動都直接或間接與市街發生連帶關係，市街是最能與新市產生互動的地點，也最能說明新市的種種經過，在此奮鬥的居民也形塑出了「過路店」型

態的市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