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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灣的民變械鬥與分類意識的演變一以林爽文事件為中心所作的探討

為了解決華南銀行語音電話的問題，作者吳正龍 這樣論述：

林爽文事件是清代臺灣最大抗官民變事件，也引發嚴重分類械鬥，對於為何會產生附從、反抗兩大對立勢力，學界長期以來缺乏相關研究。筆者欲從開發史角度探討林爽文事件起因，及涉案兩大陣營村庄內部祖籍結構、方言使用，族群對抗組合方式，及可能因為族群對立而造成族群遷移和整合問題。經研究發現林案前臺灣已形成閩粵、漳泉間嚴重對立，官兵追捕天地會黨引發林爽文起事抗清，但因社會存在已久的仇恨，造成族群分類對立現象。本研究統計307個附和林爽文家族，其中以漳州籍最多佔82.41%；其次為泉州籍佔9.45%，其中同安籍佔7.49%；第三為廣東籍佔4.56%；第四為汀州籍佔3.58%。本研究亦對81個附林村庄進行歸類，發

現漳州庄佔有絕對優勢，漳籍與他籍混居村庄亦有相當比率。泉州庄中多屬為同安籍。汀庄和粵庄所佔比率很多。從祖籍統計分析，附從林爽文者以漳州籍佔絕對多數，泉籍約佔一成，汀州和粵籍相當少數。本研究亦統計119個反抗林爽文村庄家族，其中以泉州籍最多，佔68.07%，其中同安籍佔9.24%。其次為潮州籍佔23.53%，第三為嘉應州籍佔10.08%，第四為漳州籍佔7.56%，第五為永春州籍佔0.84%。本研究對35個反林村庄進行分類，發現泉州庄數量最多，粵庄居次，漳州庄、泉優附粵庄、泉優附漳庄、泉籍優勢庄約佔一成。泉籍優勢庄、泉優附漳庄、永春優勢庄所佔比率很低。從統計也發現泉州籍(含永春州)是林爽文主要反對

勢力，粵籍是林爽文次要對手，至於與林爽文同為漳州籍者所佔比率不高。本研究也從語群角度，統計附從和反抗林爽文村庄內部家族數量，探討當時族群對抗組合關係。經統計發現附和林爽文以漳州福佬最多佔61.56%；其次為漳州客家佔20.85%；第三為泉州同安福佬佔7.49%，第四為永定客家佔3.58%。其中漳州福佬和漳州客家共佔82.41%，為附和林爽文最大勢力。反抗林爽文勢力，以泉州福佬最多佔58.82%；其次為嘉應客家與潮州客家，各佔10.08%，第四為泉州同安福佬佔9.24%；第五為漳州福佬人佔7.56%。其它潮州福佬、永春州福佬只佔極少數。泉州同安福佬附從、反抗林爽文，約呈現二比一。潮州福佬依附泉粵

籍比例大於依附漳籍。亦即林爽文事件臺灣中部分類械鬥，大致呈現漳州福佬、漳州客家和泉州同安福佬，結合對抗泉州福佬、粵籍客家和泉州同安福佬的分類組合型式。此外發縣汀籍附漳而不附粵客型態，不同於朱一貴事件下淡水地區汀籍附粵客對抗漳泉福老，及林案時桃竹苗地區汀附粵客結合方式，此除顯示出時間性不同外，也具有區域性特色。林爽文事件造成族群重大位移，日後持續分類械鬥與對立，亦造成漢人不斷遷移，加上原鄉來臺入居村庄的選擇，加深區域內同籍聚集現象。因此，清末臺灣中部族群分布型態，是經過多次民變、械鬥、漢人遷徙，以及原鄉來臺同籍聚集後的整合結果。

中央政府行政機關國會聯絡人行動電話使用與滿足之研究

為了解決華南銀行語音電話的問題，作者林淑齡 這樣論述：

本研究引用「使用與滿足」理論來探討國會聯絡人使用行動電話的動機、使用行為和使用滿足，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國會聯絡人使用第三代行動電話的情形。研究調查結果之數據，將與近年來類似數據進行比對和分析，以深入瞭解第三代行動電話服務發展情形。本研究採用量化問卷調查法做為主要研究方法，以中央政府行政機關國會聯絡人為對象進行普查，總計回收有效問卷295份。研究分析發現當2008年9月國內3G行動電話的普及率為44.1%時，國會聯絡人使用3G行動電話系統的比例已將近60%，國會聯絡人使用3G行動電話的普及率明顯高於一般民眾。使用行動電話的時間以每天31至60分鐘最多，和消基會調查的數據相比，國會聯絡人使用行

動電話的時間較一般民眾為長。雖然多數國會聯絡人已改用3G行動電話，但是使用的功能仍以語音通話為主。本研究經由因素分析歸納出「即時便利」、「追求流行」和「多元應用」三項使用動機，與「即時便利」、「追求流行」和「關係維繫」三項滿足因素。使用動機三項因素中以「即時便利」動機最強；在滿足程度上，「即時便利」滿足是令國會聯絡人最感到滿意的因素。每一項使用動機強度變強烈時，其所對應的使用後獲致之滿足程度也越強，使用動機與滿足程度兩者呈現正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