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跬步集：從中古民族與史學研析洞悉歷史的發展與真相

為了解決518怎麼刊登的問題，作者朱振宏 這樣論述：

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 中古史研究專家帶你從豐富的史料思考辯證， 亦步亦趨了解這些教科書上不曾說過的史事！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過世，冒頓單于上書呂后求親的「嫚書之辱」，真的是匈如人想要輕侮呂后之舉？玄武門事變後，李世民為何會對李淵做出「跪而吮上乳」之舉……？在中國的中古時代，這些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到底在歷史上占有怎麼樣的地位，又如何的影響歷史的演進？   　　作者以十篇論文，分別探討「白登之圍」匈奴退兵芻議、漢初「嫚書事件」、北周武德皇后突厥族阿史那氏研究、東突厥啟民可汗阿史那染干生平事蹟、唐太宗「跪而吮上乳」事件、以及史著《大唐創業起居注》、《資治通鑑目錄》、《唐鑑》等相關研究。

  　　最末兩篇〈古代突厥民族歷史意識興起原因探析〉、〈突厥民族的歷史敘事與歷史觀〉則從現存史料及石刻介紹突厥民族的歷史意識產生與史觀產生特點。全書雖載有諸多傳統文獻史料，但在作者清晰解說、論述有據的行文中，不但不覺艱澀，更能一窺文獻史料閱讀之妙逸。 作者簡介   朱振宏   　　1974年出生在臺北，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從事中國中古史、北亞遊牧民族史、中國史學史等研究與教學，著作有《西突厥與隋朝關係史研究（518-617）》、《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大唐世界與「皇帝．天可汗」之研究》以及學術論文四十餘篇。 推薦序——桃之

夭夭，灼灼其華／林冠群 推薦序——讀其書當知其人之義／戴晉新 導 讀——海島上的北亞史學／游逸飛 民族篇 漢高帝「白登之圍」匈奴退兵芻議 從遊牧民族收繼婚俗看漢初「嫚書之辱」──兼論收繼婚俗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北周武德皇后突厥族阿史那氏研究 東突厥啟民可汗阿史那染干生平事蹟探析 唐太宗「跪而吮上乳」試釋 史學篇 今所見《大唐創業起居注》成書時間小考 司馬光《資治通鑒目錄》各卷進呈時間研究 范祖禹《唐鑒》的編纂特點及其史論探析──以《唐鑑‧高祖》為探討核心 古代突厥民族歷史意識興起原因探析 突厥民族的歷史敘事與歷史觀──以「暾欲谷碑」、「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為探討中心 徵引資料 本

書各篇論文出處及修改情形 後記 推薦序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林冠群教授   　　《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之夭夭，其蕡其實……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近日觀朱振宏教授的《跬步集― 從中古民族與史學研析洞悉歷史的發展與真相》一書所蒐錄的論文，確實有著上述詩文意境的感受。特別是閱讀了《跬步集》中有關突厥方面的諸篇論文，心中頗有感觸，一吐為快。   　　筆者於民國六十二年進入政治大學東語系土耳其文組就讀，在馬明道、劉恩霖、吳興東、黃啟輝、陳慶隆等諸位恩師的教導下，土耳其文至今仍能琅琅上口，不敢或忘。至民國六十九年就讀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在劉義棠老師教導下，領會了維吾爾語文之美，與

大學時代所學的土耳其文，所謂東西突厥語相互輝映，本人也得以昂首進入了突厥學的堂奧。同時也親炙於林恩顯老師，學習了突厥史的來龍去脈。猶記得當時馬明道老師得知筆者考進母校碩士班，特地在新店府邸以回族家常菜款待筆者，並從書房中取出一疊書籍，包括《可蘭經》、《穆聖言行錄》、《伊斯蘭法》及其著作《明朝皇室信仰考初稿》、《伊斯蘭對中華文化之影響》等，贈送給筆者，並語重心長地期許筆者從事中國回族的研究，可以從突厥史開始著手，因為已經具備了從事突厥史研究所需的語文條件。   　　為了不負恩師的期望，筆者於邊政所期間，留意國內有關突厥學研究情況。綜觀當時國內的突厥學研究情況，矗立在筆者面前有三座雄偉的高山。第一

座高山是劉義棠老師，義棠師精通維吾爾文，亦觸及土耳其文，其以語文為基石，擅用突厥語言學、語音學，解讀漢文獻中的突厥、維吾爾文語詞，找出原義，考釋其內涵，例如考證「祁連天山」一詞，原來「祁連」語源竟是匈奴語 tengri（天），再轉成鮮卑語，漢語載為「赫連」等，令筆者豁然開朗。義棠師代表作為《維吾爾研究》一書，曾榮獲中山學術著作獎。第二座高山為林恩顯老師，恩顯師以第一志願考入政大邊政系，師從胡耐安、阿不都拉等名師，對維吾爾語亦多所接觸。畢業後，赴日深造，曾於東京大學修習榎一雄、江上波夫、護雅夫等北、中亞史名家所開設之課程，後考入日本中央大學，追隨嶋崎昌、鈴木俊、島田襄平等名師學習人類學及北、中亞

史等，特別深受護雅夫在突厥史，以及嶋崎昌在新疆史研究方面的認真精細、資料運用等理論與方法的影響，加上自身邊政學的學養，研究碩果纍纍，包括：《突厥研究》、《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中國古代和親研究》、《新疆論叢》等代表作，其中《突厥研究》更成為學界研究突厥史的必備參考書。第三座高山是陳慶隆老師，慶隆師自政大東語系土耳其文組畢業後，留學土耳其安卡拉大學，接受最典型的突厥學教育，且深受德國柏林突厥學派的影響。學成回國後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網羅，專研突厥學，成績斐然，不數年，即由助理研究員一路升任為研究員。慶隆師受突厥學的故鄉土耳其學界的薰陶，擅用突厥語的專長，旁徵博引歐洲突厥學界的研究成果，於《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發表了多篇突厥學方面重要論文，諸如〈和卓考釋〉（四十本、下，一九六八）、〈從借字看突厥、回紇的漢化〉（四十七本三分，一九七六），以及〈突厥族的農耕〉、〈突厥系族的兵器〉、〈論張騫鑿空〉、〈突厥語族之數字、顏色與方位觀等〉、〈從詞匯看匈奴的族屬問題〉、〈論西方古文獻的匈奴詞匯〉等，展現出其以突厥語治突厥學的特長。揆諸當時國內真正從事突厥學研究者，無出其右。   　　筆者仰望上述三座高山，自忖難以超越，知難而退，只好半路轉行，轉到了唐代吐蕃史、藏族史領域，辜負了明道師殷殷期盼。於今想來，仍心有戚戚焉。   　　然而，正當筆者慨嘆國內突厥史研究後繼乏人之際，峰迴路轉，所謂「有心栽花

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筆者曾於民國八十六至九十三年承乏中正大學歷史系，曾開設了「中國民族史」、「中國少數民族―概論」、「大陸少數民族史專題研究」等課程，當時來旁聽或修習者有振宏君。振宏君不但於課堂中認真聽講，且有疑必問，對於任何蛛絲馬跡都不放過，於此留給筆者極為深刻的印象，遂邀請其擔任筆者國科會研究計畫的助理，長達六年之久。於此期間，振宏君與筆者互切互磋，對於振宏君敏銳的思考，且長於蒐集國內外相關的資料，相當佩服。振宏君曾明白表示對北亞游牧民族史研究高度的興趣。筆者依著諸位恩師對筆者的耳提面命，建議振宏君必須先能掌握突厥語文的能力，作為進入突厥學的首要條件，應前往政大土耳其文系修習土耳其文

。沒想到振宏君竟排除萬難做到了，令筆者大為嘆服。經過多年的淬鍊，於今振宏君亦陸續出版有：《大唐世界與「皇帝．天可汗」之研究》、《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西突厥與隋朝關係史研究（五八一－六一七）》等專書，另有多達四十四篇的期刊論文，其中部分精品彙集於《跬步集》。從其於民國九十五年受聘為助理教授迄今已有十三年，其研究成果不論在質與量上，都令筆者自嘆弗如，特別是有關突厥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了其個人的特色，包括：其一，針對大量的隋唐時期突厥人的墓誌銘，運用其豐富的文史知識加以箋證，再利用墓誌銘的載記，考釋與其相關的史事。此方面不但得到學界的肯定，連續四年獲得國科會研究計畫的獎助，且其將研究計畫

成果撰寫成擲地有聲的論文，刊登於海峽兩岸的核心期刊，諸如〈史大奈生平事蹟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五十四期）、〈阿史那自奴（哲）墓誌箋證考釋〉（《成大歷史學報》第四十四號）、〈阿史那摸末墓誌箋證考釋〉（《唐史論叢》第十五輯）、〈唐阿史那伽那墓誌研究〉（《唐研究》第二十卷）等。尤有進者，振宏君於大陸宣讀〈熾俟思敬墓誌研究〉一文時，筆者親耳聽到榮新江教授對其論文讚譽有加，殊屬難得。其二，振宏君能巧妙地將學有所成的北方游牧社會文化知識，用於解釋漢史籍及碑銘所載之史事，解決了不少問題，諸如解釋冒頓單于修書向呂后求婚的原因，乃在於冒頓基於匈奴收繼婚俗，向身為兄嫂或弟妹的呂后提議，並非蓄意羞辱；而於解釋

史籍所載李世民「跪而吮上乳」之行為意涵，以為可能是與鮮卑、突厥族中崇敬母族的文化意識有關，李世民藉由吮父乳之實際行動，表達視李淵如母，不可能加以傷害，藉此安父親之心。以上均屬思人所未思，言人所未言的顯例。觀此《跬步集》所呈現者，確實有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境界。   　　於今，筆者慶幸國內突厥史研究領域後繼有人，且振宏君年華正盛，於各方面修為更臻於成熟之際，寄望振宏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賡繼劉義棠、林恩顯、陳慶隆諸師之後，矗立起突厥史研究的第四座高山，繼續將國內突厥史研究傳遞下去，並予以發揚光大。是為序。   於華岡研究室 己亥年，五月三日   讀其書當知其人之義 戴晉新教授   　　朱振宏

教授將其十篇論文集結成書，取名《跬步集―從中古民族與史學研析洞悉歷史的發展與真相》，索序於我。略加思量，便欣然同意。   　　我認識振宏教授已有二十二個年頭，一九九七年他還是個大學生，從哲學系轉到歷史系來，上了我教授的「史學方法」，這門課偏重作業實習，與學生個別交談討論的機會很多，班上每位學生我都認識，振宏自不例外。他雖是轉系生，但功課毫不馬虎，很快就進入狀況，獲得很好的成績。畢業後他順利考上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由碩士而博士；獲聘教職後憑自己的努力很快便升任為正教授，並將於今年秋天新學期接掌系主任一職，誠可謂年輕有為，成績斐然。   　　振宏為人謙謙君子，待人有禮；大學畢業後仍與我偶有聯繫，除

了禮貌性的問候，並常寄新作抽印本請我指教。術業有專攻，振宏所攻唐史與北亞民族史皆非我能置喙，何況青勝於藍，弟子不必不如師；話雖如此，收到昔日學生的作品，心中還是高興的，一喜其有成，二感其念舊，上世紀九○年代師生論學場景又浮現眼前。這種不具學位論文指導與職場利害關係而能持之以恆的師生之誼，很純、很真，在今天的社會中誠屬難能可貴。   　　作序不是導讀，也不便學陳寅恪為陳垣作〈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那般藉題發揮，朱著的學術價值與成就請讀者自行評判，我只是本諸讀其書當知其人之義，略言作者為人，謹供讀者參考，並誌一段佳誼。書名「跬步」，雖是作者自謙之詞，但也蘊含作者更高的自我期許，振宏教授正值盛年，這完全

是可以期待的。   二○一九端午前夕 導讀   海島上的北亞史學 游逸飛（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跬步集》一書為作者朱振宏先生近年論文的結集，其副標題揭示本書的兩大主題：「民族史」與「史學史」。進而玩味內容，作者研究的民族實集中於匈奴、突厥等北亞族群，而本書的史學史論文又多半與北亞族群的文獻有關。我們若將《跬步集》一書置於臺灣史學界的北亞史領域下觀察，應可別有一番體會。   　　近年日本的內亞史著作在臺灣的翻譯出版頗引人注目，如杉山正明《遊牧民的世界史》、《忽必烈的挑戰》、《顛覆世界史的蒙古》、《疾馳的草原征服者》以及岡田英弘《世界史的誕生》、《從蒙古到大清》。加上歐立德等美國學

者吹響號角的新清史熱潮，宋代以後的中國歷史彷彿出現了與此前截然不同的嶄新面貌，令讀者見獵心喜。   　　相較之下，被引進的唐代以前內亞史日文著作似乎僅見森安孝夫《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林俊雄《草原王權的誕生》二書，落差不可謂小，而且容易給當代讀者一種暗示：唐以前的中國歷史與內亞關連較不緊密。   　　實則未必，自民初陳寅恪提出著名的「外族盛衰連環性」學說後，臺灣史學界便對唐以前中國與北亞的關係有所措意。早在五十年前（一九七二），蒙元史名家蕭啟慶先生那篇極具影響力的文章〈北亞遊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從宏觀的角度為唐以前中國與北亞的關係打開思路。此後深受人類學影響的歷史學者王明珂先生更以《

華夏邊緣》與《游牧者的抉擇》二書，奠定了海島臺灣在內亞大陸史的重要地位。他系統而深入地論述了北亞自身的複雜性，進而指出「華夏」得以形塑，實賴於「邊緣」的確立，北亞實為形塑華夏不可或缺的重要邊緣。要想拋開北亞，孤立地理解華夏是不可能的。   　　由於唐以前的北亞族群與政權多半沒有留下自己的文獻，其歷史往往仰賴他者（漢人）的紀錄。若想超脫「他者的歷史」的侷限，北亞考古所發現的自身物質遺存無疑是重要憑藉。臺灣的中國上古史兩位巨擘，如杜正勝先生的〈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邢義田先生的〈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象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漢代畫像胡漢戰爭圖的構成、類型與意義〉、〈

「猴與馬」造型母題：一個草原與中原藝術交流的古代見證〉、〈再論「中原製造」 ―歐亞草原古代金屬動物紋飾品的產銷與仿製〉，均在不同的物質文化領域上有重要建樹，既呈現了北亞族群的複雜性，又揭示了北亞與中國互動過程之複雜。中生代學者如陳健文先生則以〈漢代「長鼻」胡人圖像初探〉、〈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與華夏民族的早期接觸〉、〈漢代胡人的文面圖樣及其與內陸歐亞之關係〉諸文繼踵其後。隨著出土文物的增加，物質文化的研究取徑應是未來唐以前北亞史的主流。   　　然而傳世文獻對北亞與中國關係的書寫仍不可輕忽，邢義田先生的〈漢武帝在馬邑之役中的角色〉辨析傳世文獻的空白，推測漢武帝可能曾御駕親征匈奴。這樣

的研究取徑正是《跬步集》一書作者努力的方向。而朱振宏先生不僅關注傳世文獻的北亞史內容，更注重這些文獻本身性質的辨析。作者的研究取徑不僅受到臺灣的中國史學史學術傳統影響，更與當代史學的「歷史書寫」潮流相合，無疑是值得繼續發展的研究方向。   　　綜上所述，《跬步集》一書揉合了「北亞」與「歷史書寫」的研究方向，在臺灣歷史學界獨樹一幟，值得關注。讓我們期待更多這樣的作品出現！ 從游牧民族收繼婚俗看漢初「嫚書之辱」―兼論收繼婚俗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一 內藤虎次郎在《支那上古史》曾有言：「中國史並非僅是所謂漢族的歷史而孤立發展，它和周邊各種族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國社會內部的發展必然會擴散至周

邊各種族的世界，而後者之種族發展又會影響中國社會。」姚大中先生於《古代北西中國》也云：中國歷史內容可視為是一種定居社會與草原社會；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一方面相互衝突與調合，一方面卻又各自並行成為雙軌發展，這種情形持續到十七世紀清朝完全統一農業中國與游牧中國為止。換言之，一部中國的歷史，可說是中原農業民族和北亞游牧民族競爭史。這些看法雖不免失之簡略，將中國歷史的發展過於化約，但仍點出中國與周邊民族關係發展中特殊意義，正如同族群理論中「工具論者」（instrumentalists）所強調，將族群認同視為政治與經濟資源的競爭與分配，用以解釋族群的形成、維持與變遷。 傳統史家常從自身的文化立場觀察歷史

事件，並賦予特定的歷史意義，設若我們採以民族學、人類學的方法，重新考察過去的歷史，或可得出不同的新解。 二 自秦、漢以降，華夏中原一統，約在同一時期，塞北草原最早的游牧帝國（imperial confederacy）―匈奴帝國，也正式形成，正式發展出中原農業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之間的民族政策與外交關係。秦、漢在對外關係上，北方的匈奴帝國自始即是主要強敵。西漢王朝和匈奴關係的發展，大扺經歷了「對抗―和親―對抗― 統轄」的過程。自漢高帝劉邦「白登之圍」（前二○○年）後，西漢王朝結束對匈奴第一階段的武力對抗，進入以和親為核心的對匈政策，這一政策持續到元光二年（前一三三年）漢武帝從王恢之議，遣聶壹（聶翁

壹）誘騙匈奴騎兵入侵馬邑（史稱「馬邑之謀」），開始對匈奴展開第二階段的武力對抗。在漢、匈和親的這六十七年間，最為前人所詬病的要算是匈奴冒頓單于向呂后請婚一事，也就是後世所習稱的「嫚書之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