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法第29條最重刑責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查出實價登入價格、格局平面圖和買賣資訊

銀行法違法吸金罪之研究─兼論刑法作為規制金融犯罪之手段

為了解決銀行法第29條最重刑責的問題，作者洪杰 這樣論述：

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違法吸金罪、準違法吸金罪乃是司法實務上甚為常見的金融犯罪，其法定刑亦可謂不低；然而，無論係本罪立法要旨、以及司法實務判決，多未能就本罪保護法益、乃至於更為核心的本罪入刑正當性事由為說明；又雖司法實務上就本罪構成要件已有為數不少的討論，然而在未能釐清本罪保護法益射程範圍之前提下，相關討論是否能切合本罪性質，亦是有待商榷。基此，本文首要聚焦於對銀行法第29條之1準違法吸金罪其保護法益、刑罰正當性以及構成要件之互動關係進行確認；在確立了「刑罰目的、社會需求創造法益，法益檢驗個別刑罰正當性及刑罰構成要件」以及銀行法第29條之1可罰的不法本質在於「行為人以顯不相當的利息、紅

利影響理性投資人投資決策」的前提後，我們可以發現現行銀行法第29條之1準違法吸金罪規制模式過於偏重於空泛的「金融秩序法益」層面，而忽略本罪犯行對「個人財產法益」造成實害風險與未能正確認識「金融秩序法益」內涵、亦即其與「個人財產法益」間本應具備溯源關係。再者，本文依序就現行法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其立法體系錯置、以及混淆投資、儲蓄本質差異之謬誤，以及可行之修法方向提出建言；法律貴於實踐，縱使未能釜底抽薪仿效外國立法例將現行法不當之處予以導正，就實務上甚常肇致爭議之「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構成要件，沿襲前揭本罪可罰不法本質、以及保護法益的觀點，本文認為銀行法第29條之

1準違法吸金罪不應以「抽象危險犯」作為解釋方式，且應刪除「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構成要件，或至少將人數以構成要件予以明確化，避免衍生爭議。末者，就實務上另一常見的爭議，亦即銀行法第125條加重條款「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計算方式，誠如上開所述，本罪的可罰不法本質既在於「行為人以顯不相當的利息、紅利影響理性投資人投資決策」，而「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在此所表徵者應為不法的質變而非量變，而該加重條款實則屬「加重不法構成要件」，因此，在歸責的模式選擇上，透過將此質變後的不法總量由數共同正犯，以及對於加重條款有所認識、並利用此條件藉此遂行犯罪結果的相續共同正犯一同承擔，方可傳達本罪欲禁止、誡

命的不法本質。

背信罪與特別背信罪－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為中心

為了解決銀行法第29條最重刑責的問題，作者黃右嘉 這樣論述：

因應金融市場連續發生重大舞弊案件，造成國家整體金融環境衝擊，損及廣大投資人權益，為嚇阻犯罪及維持金融體系安定性，便火速於各金融法規中制定「特別背信罪」，例如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的1項第3款、銀行法第125條之2、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7條、保險法第168條之2等來規範經濟活動下違背職務行為的規定。但此粗糙的立法，使特別背信罪散落於各法規中，本文主要探討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特別背信罪與刑法第342條背信罪近乎雷同的規範結構，內文分析兩者構成要件之差異，其中除了特別背信罪有加重刑責之規範外，特別背信罪更限縮了行為主體，以列舉式之方式，將董事、監察人、經理人三類管理階層之人列為本罪之行為主

體，造成掛一漏萬及適用上之限制。基於兩者所保護之法益，更是規範適用上之核心皆屬保護「整體財產法益」，造成法規範制定上有疊床架屋之情事，故本文建議修法作為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