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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實相與再現

為了解決風格派建築的問題，作者黃恩宇 這樣論述：

看穿建築形式裡的詭！一場時空交錯的建築風景鑑賞之旅。 比較建築學，空間裡的新語言，跨區域與跨文化的多元建築對話！ 　　我們常常說新化老街的街屋是「巴洛克建築」，而巴洛克建築這詞源指的是十七世紀的義大利建築，那麼，新化老街的街屋和十七世紀的義大利建築，兩者有直接的關係嗎？ 　　「日式極簡禪風」、「新古典式的低調奢華」……這些字眼與形式的搭配，在建築實踐與歸類上是適當且合理的嗎？如此弔詭的新名詞組合在東、西方現代文化中時常可見，尤其是面對後殖民、跨文化、跨領域的多元建築研究時，西方自19世紀以來所建立的建築史架構顯現左支右絀的窘境。 　　建築為實相的再現，意旨建築以其外顯的形式來「呈現」人類對於真

實事物與精神文化的理解、認知與信念。本書以諸多建築實例為主角，從新穎的「比較建築學」的空間新語言，提出一些傳統建築史架構下無力探討的議題，從傳統與現代的虛構藩籬、精神與意念的認同、形式的移植與複製，最後結合人、建築與心靈建構來做分析。 　　例如：荷蘭人在磚材的使用，包含著人們對荷蘭建築從傳統到現代的情感，及其中所發生的爭辯與質疑；從歐洲的猶太隔離區與猶太會堂的建築與空間，呈現出猶太人在離散歷史中的身分認同、以及壓抑到解放的過程；而飄洋過海到中國泉州的蔥形拱式建築、德國特里爾的城市結構，是否為印度蒙兀兒帝國和羅馬帝國的文化移植或混血複製……等等，嶄新的切入角度、跨區域與跨文化的多元建築對話，提供

你我另一種不同的建築風景與思考。 作者簡介 黃恩宇 　　建築師，畢業於成大建築系（1995）、成大建築研究所歷史與理論組（1997）。曾任職建築師事務所（1999-2004）、台北科技大學設計講師（2001-2004）與《台灣建築報導雜誌》專欄作者（2002-2008），現為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藝術史系比較世界建築學博士候選人。著有The global Built Environment as a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ies: Why and How Architecture should be Subject of Worldwide

Comparison（與Aart Mekking、Eric Roose及Elena Paskaleva合著，2009年6月由阿姆斯特丹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自序 前言 主題壹：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虛構藩籬 Ⅰ　揮之不去的傳統──磚在荷蘭建築發展中的角色 Ⅱ　前現代中的現代──印度齋普爾的占塔曼塔天文台建築群 主題貳：建築與認同 Ⅲ　菁英的自白──建築語法中的建築細部 Ⅳ　離散歷史中的自我認同──歐洲的猶太人、猶太隔離區與猶太會堂 主題參：形式的移植與複製 Ⅴ　飄洋過海的形式移植──中國泉州街屋的印度蒙兀兒拱式 Ⅵ　在北方複製羅馬──德國特里爾的城市空間與建築 主題肆：建築與宇宙實相 Ⅶ　相

同的實相，不同的再現──漢人儀式空間中的「左尊右卑」與印度儀式空間中的「順時針繞行」 Ⅷ　由神廟變教堂──歐洲城市中心的神聖性延續 作者序 　　筆者於1995年進入成大建築研究所歷史與理論組碩士班就讀後，在孫全文、徐明福、傅朝卿與方玲子等教授的指導下，逐漸地瞭解何謂西洋建築史、中國建築史、台灣建築史與近代建築史。隨著處裡的建築史主題愈來愈多，筆者也慢慢意識到，所有的討論對象都必須放在「適當」的脈絡下，我們才有可能討論它們在「形式」（form）與「內容」（content）上的意義。換句話說，在分析這些對象之前，我們必須先將它們「歸類」或是放入正確的範疇，如「歌德式建築」、「風格派建築」、「閩

南式民居建築」或「和洋折衷式建築」等等。 　　對於大部分常見的主題來說，這樣的歸類並不成問題，然而當面對某些特殊的主題時，如台灣日治時期的街屋與公共建築，或是台灣戰後的中國復古式樣建築等等，如何將它們適當地歸類卻時常令我們頭痛。舉例來說，我們常常說新化老街的街屋是「巴洛克建築」，而巴洛克建築這個詞所指涉的乃是源於十七世紀的義大利建築。我們必須要想想，新化老街街屋所呈現的形式與內容，和十七世紀的義大利建築的形式與內容，兩者有直接的關係嗎？如果這它們沒有直接的關係，卻將新化老街街屋貼上「巴洛克」的標籤，這樣是否會太過唐突？更者，這樣的歸類是否會導向一個沒有合理分析基礎的研究結論？然而，若我們因此迴

避「歸類」這個動作，我們又如何在適當的脈絡下進行對它們的分析？ 　　類似的問題除了出現在建築史研究的領域，也同樣出現在建築實踐的領域。如我們所見，不少台灣房地產建築在推案時，往往會冠上一些充滿想像並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有關的建築史詞彙，而它們的呈現也往往會是一些有趣的排列組合，如「日式極簡禪風」、「新古典式的低調奢華」或「文藝復興雅典豪宅」等等，有時候還會看到「Art Deco」被誤寫成「Art de Cor?」（誰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我們不禁要問，國人對於建築史的認知，是否有一大半都是來自這些房地產領域的想像？隨著國人的生活與知識水準逐漸提高，不少人也對世界建築文化產生興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該用何種方式向他們介紹豐富的建築文化卻又不誤導他們呢？ 　　2004年起，筆者進入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藝術史系建築史研究所就讀後，才赫然發現這種歸類與命名的問題不僅出現在台灣，卻也出現在建築史研究體系形成的西方世界。西方自十九世紀以來所建立的建築史體系，在面對後殖民、跨文化與跨地域的多元建築研究主題時，早已出現左支右拙的窘境，既有的建築史架構早已不堪使用。面對這種窘境，不少西方的建築史學者已開始思考對策，萊頓大學的建築史教授麥金（Aart J. J. Mekking）是其中之一。麥金教授在分析傳統建築史研究「典範」（paradigm）的侷限性後，提出了一套新

的研究典範，並發展出所謂的「比較建築學」（Comparative Architecture Studies），藉此，我們將有機會討論那些在既有建築史架構下無力討論的建築主題。 　　2007年夏天，由黃健敏老師領隊，台灣的公共藝術專家們至歐洲各國考察，筆者也才有機會在荷蘭向他介紹自己所學。因此，關於本書的出版，筆者必須向黃健敏老師致上誠摯的感謝。雖然本書所有的主題皆以「比較建築學」的方法切入分析，但筆者已盡量避免讓內文出現太多理論性的討論，僅希望讀者能以輕鬆的態度，拋去那些傳統建築分類法的沈重包袱，以一個新的視野來接觸世界上各種有趣的建築文化與現象。 2009年4月於荷蘭萊頓 飄洋過海的形式

移植──中國泉州街屋的印度蒙兀兒拱式泉州以及鄰近地區的拱式在中國泉州的老城區，我們往往可以發現一種普遍出現的拱式，通常作為街屋窗子上方的裝飾。它們可能是石造、磚造或是木造，雖然有的較為高聳、有的較為扁平，但都具備相仿的形式特徵。其形式上大致有著兩點特徵：一、中央為一尖拱，尖拱兩側沿著上凹的弧線向下，經過反曲點後再成為下凹的弧線，而形成蔥形的拱式，依照建築學的形式分類，其可稱為「蔥形拱式」（Ogee Arch）；二、蔥形拱式的兩側通常還會再搭配上一或多組的連續對稱拱圈。除了在泉州，我們亦可以發現這樣的拱式出現在其鄰近地區，如漳州、廈門或是金門，甚至一些偏遠的小村鎮。這些以蔥形拱式搭配著連續對稱拱

圈作為裝飾的建築，大多興建於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有些居民可以確切指出其中某幾棟是由海外華僑所興建的，另有些居民認為，這種拱式可能和過去泉州的外國穆斯林有關。據此我們可以大略知道，這種拱式應是由海外輸入，而非源自中國本土的形式語彙。然而，這種拱式究竟源自哪裡？它為何會移植到泉州等地呢？它在泉州的現身代表了什麼意義？以上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再進一步討論。「蔥形拱式」與「連續對稱拱圈」的起源與發展這些於泉州及其周邊地區觀察到的拱式，第一個特徵無非其中央的蔥形拱式。根據有限的建築史資料，我們無法確切指出這種蔥形拱式的起源，但我們可以大致知道，其最早可能出現於古代波斯（今伊朗）。部分考古學家推測，西元前

六世紀所興建的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之墓，其屋頂即有著蔥形拱式的造型，只可惜此頂蓋保留不夠完整，以致於其原貌的推測仍眾說紛紜。不過，透過其他較晚的建築遺跡則可發現，這種蔥形拱式早已在古波斯以及其周邊地區出現。當伊斯蘭教興起後，此拱式更進一步被吸納成為伊斯蘭建築的特徵之一。隨著日後伊斯蘭勢力的擴散，蔥形拱式也跟著成為各地清真寺的普遍元素。在與波斯接壤的印度，亦有此蔥形拱式早期出現的遺跡。例如在著名的阿旖陀（Ajanta）佛教石窟群當中，有幾個建於西元前二世紀至西元後二世紀之間的石窟，其入口亦雕刻著蔥形拱式的裝飾。到了十五世紀時，印度西北部已是伊斯蘭勢力範圍，當地的清真寺也都

有著蔥形拱式的裝飾造型；更者，除了蔥形拱式，連續拱圈的裝飾亦在這些建築上出現。如在印度艾哈邁達巴德市（Ahmedabad）的大清真寺（Jami Masjid，十五世紀）上，我們可以發現其石造的主要大門有著蔥形拱式的造型，進入大門後的兩根對柱上方，亦有著一組連續拱圈。只是其大門上方的蔥形拱式並未直接搭配多組的連續對稱拱圈，且此對柱上方的連續對稱拱圈的中心點亦非蔥形拱式。在這個時候，蔥形拱式與連續拱圈兩者尚未結合在一起，它們仍是兩種獨立存在的元素。蔥形拱式與連續拱圈在印度的結合，成為「蒙兀兒拱式」到了十六世紀，印度進入了蒙兀兒帝國時期，其統治者為穆斯林。蒙兀兒帝國極盛時期的領土，涵蓋今日大部分的印

度、巴基斯坦與孟加拉等地，西接薩非王朝（Safavids Dynasty）所統治的波斯。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們首度見到蔥形拱式與連續對稱拱圈的結合，其被命名為「蒙兀兒拱式」（Mughal Arch）。在十六至十九世紀之間，這種蒙兀兒拱式發展為為印度普遍出現的建築元素。在蒙兀兒帝國時期的各類型建築上，無論是城堡、陵墓、宮殿或是清真寺，我們都可以發現它們的蹤影。如在阿格拉的城堡（Agra Fort，十六世紀）和泰姬瑪哈陵（Taj Mahal，十七世紀）以及德里的紅堡（Red Fort，十七世紀）和大清真寺（Jama Masjid，十七世紀），蒙兀兒拱式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顯然地，這種拱式不但由

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兀兒帝國大量使用，更被其他非伊斯蘭信仰的印度人們所接受。如鄰近德里的齋普爾王國，其統治者雖然是傳統印度教徒，但其亦大量使用此蒙兀兒拱式作為各類型建築的裝飾。在王國首都齋普爾城（Jaipur，建於十八世紀初）我們即可明顯看到，無論是宮殿、印度教廟宇或是街屋，都有以此拱式的蹤影。而今日的印度，雖然蒙兀兒帝國的輝煌已成過去，但一般印度人們仍不掩其對蒙兀兒帝國拱式的喜愛，繼續以蒙兀兒拱式裝飾著各種新建的建築物。

風格派建築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行書風格之量化分析與比較-以宋代四大家為例

為了解決風格派建築的問題，作者李珮銓 這樣論述：

中國各朝代都有特殊的書體，其中尚意的宋代書法，創造獨特的藝術風格。本研究即以蔡襄、蘇軾、黃庭堅以及米芾宋代四大家為研究對象，探討四者行書風格。而於現今已有許多學者對於書法藝術有著深厚的研究與解析，但大部分從書法家文化素養與人格方面探討至書法風格，或以感性詞彙傳遞書法家思想，使得後人只能從片面較為質性描述的詞句理解。因此，本研究以數據量化方式分析書法風格，透過數據與質性描述的史料，探討宋代四大家行書風格差異。主要分為宋代四大書法家行書風格元素解構與量測、宋代四大書法家行書風格分析與比較二部分，第一部分，從個體筆劃至綜觀整幅作品的結構章法，有層次地解構宋代四大家行書造形，並針對不同元素定義各種量

測尺度取得數據，客觀清晰的分析行書風格。第二部份為宋代四大家行書風格分類，利用分析測量中的數據，以統計方式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多變量統計中的判別分析，挑選出最為影響宋代四大家行書風格的元素，並運用計量角度，清楚地標出不同風格之間的界線，進而從數值中呼應過往行書藝術文獻中質性的評論。研究結果顯示，文獻史料所描述蔡襄秀勁風格與蘇軾肥厚風格從行筆平均數值中可以看出明顯差異；而從起筆圓度可顯示黃庭堅圓勁的特色，一筆劃間的變化程度亦可顯示米芾的八面生姿風格，四者風格大致皆可從統計數據反映。此外，本研究嘗試從另一角度解讀書法之美，運用客觀的數值分析，提供往後分析相關藝術的另一個研究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