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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反送中運動反思臺灣警察常年訓練之研究：以保一總隊為例

為了解決111台電成績查詢的問題，作者洪偉城 這樣論述：

　　2019年警政署推動常訓改革政策，廣結各警察機關、相關專家學者意見，改革重點圍繞「提升執勤安全」。同一年，香港開啟了歷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場政治運動。不同種類的抗爭活動每天在發生，令警方疲於奔命，也破壞社會安寧，伴隨而來的損失傷亡，迫使警方實施強制力。本研究在探討近年來警察常年訓練之重點變革，其次為參酌香港警察在反送中運動，如何運用有限資源促成局勢穩定，並反思臺灣警察常年訓練現況，另以保一警察為研究對象，訪談關於常年訓練與香港反送中運動警方處置之議題，對未來提昇常年訓練參與度方向提出意見作為參考。筆者經蒐集整理相關文獻，以及訪談6位不同年齡、不同職位保安警察同仁，將訪談重點分為「常年

訓練之態樣、意涵及重點演變」、「反送中運動反思」、「提昇參與動機」三大面向，統整後研究發現，在警察常年訓練改革的整體方向受到普遍認同，惟多元化體能與勤務貼近感受度仍不高。反送中運動反思方面，將國外陳抗勤務案例帶入常年訓練抱持正面看法，另對於保安裝備的優化重視程度更甚於訓練。提昇參與動機方面，充實教官及訓練課程內容的看法比例最高。

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對社會運動之影響──以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為例

為了解決111台電成績查詢的問題，作者張家維 這樣論述：

在台灣與香港，發生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結束之後，均有成員面對有罪或無罪的「刑事判決」；引發本文思考，台港社會運動「法律後果」的長期制度累積，對於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以及不同階段的「抗爭週期」，有何影響。綜觀Charles Tilly提出「抗爭政治 / 政體類型理論」、何明修提出「政治機會結構曲線圖」，以及譚偉強提出「政治與法律機會動員思維」；本文初步嘗試整合「政治機會結構」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關鍵要素，且藉由二個機會結構的「階層化」與「圖像化」，盼使二個理論的整合適用更具「可操作性」。另外，本文針對台港各7名與11名人士進行「菁英 / 深入訪談」，所屬領域包括議員、律

師、學者、NGO幹部、集會遊行活動發起人和參與者，藉此觀察台港「機會結構」與「行為者」的互動情形及其影響。整體而言，台港政治體制分採「三權分立」與「行政主導」，台灣司法體系亦非如香港法院須受「人大釋法」意見拘束，彰顯二地政治與法律體系的「相異性」。惟因台港均具有相當程度的「司法獨立性」、影響本土認同的「中國因素」；警方對於集會遊行之管制，均採「申請即予許可之精神」，並以「商討式管理」作為主要的因應策略典範；另外，均有採取司法積極主義的法官、支援社會運動的義務律師與倡議團體，作為分合協力的「變革行為者」，亦呈現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影響的「相近性」。要者是，台港自2009至2019年分別有2

至3次「抗爭週期」，惟不同期間之波動程度與差異，應僅反映二地非線性的「政治環境」變遷；換言之，台港不同的政治體制，亦僅為二地社會運動鋪設了不同樣貌的背景場域。另一方面，該等政治體制因素之差異性，應僅影響抗爭訴求是否涉及「根本性政治制度議題」；而不影響台港警方在面對更高的抗爭強度等因應挑戰時，是否例外考慮採取「升級武力」策略之必要性與可能性。故本文淺認，歸納整體而言致使台港均呈現高密度社運動員之成因──亦即所共享相近的「法律機會結構」與「行為者驅力條件」，對於理解與比較二地社會運動與表現，應具有更高的解釋力。結言之，台港均具備一定程度司法獨立性型塑的「關鍵前提要件」，提供了重大社會運動事件及其法

律後果，以及變革行為者共同協力的「背景場域」；進而累積建構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的「趨同性」，共同為二地不同外觀的社運動員與抗爭週期，提供主客觀上所需相近內涵的前提條件與維繫動能。